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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您提到日本最担心是来自中国的阻力。日本的这种忧虑是否影响它对华的外交政策？
卓南生：最初，日本只是希望中国对此保持沉默。这样它可宣传国际上反对的声音就只有朝鲜了。然而，在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公开声明“安理会不是公司董事会，日本须清醒认识历史”。日本的这一希望显然已经落空。实现成为安理会的常任席位是日本的夙愿。为此，日本会展开全面的外交攻势，特别是对中国。所以，目前中日关系的确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究竟最后如何，还待进一步的观察。
中国崛起不是主要原因
《21世纪》：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关键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是中国的崛起，两国关系的恶化是不是根本无法避免？
卓南生：在探讨、研究中日关系的时候，我们要避免掉入强权政治的陷阱，认为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如果从中日争霸的角度来看，就很容易模糊了是非的观点。
日本的一些人提出了所谓的“朝贡论”，把中日关系简单化为两国强弱的游戏，进而指责中国打历史牌，在历史问题上抓住日本的小辫子不放。这与“中国威胁论”、“华夷论”都是一类的论点。
而中日关系越来越僵，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两国民族主义兴起，因而貌似公正地认为应该各打50大板。在探讨中日问题时，一定要把关键放到问题的症结上去。中国的崛起，使得两国的问题更加尖锐，但却不是问题的主因。当然，这会加深日本对华的敌视，并加速日本和美国的紧密结盟。
《21世纪》：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反对，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您觉得他执意如此的出发点是什么？
卓南生：小泉纯一郎在日本不是一个有战略思想的人物，不属于“有定见”的右翼。他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更多是针对国内的。与其说是为激怒中国，不如说是为战前的侵略行为辩护，目的是向日本民众灌输战前思想，医治“恐战病”和“厌战病”。
小泉不参拜神社，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上的胜利。但是，在亚洲国家的极力反对下，他依然坚持参拜，显然是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公然挑战。
《21世纪》：11月27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老挝与东盟10国外长举行会谈，就启动日本与东盟间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核心的经济合作协定谈判达成协议。很明显，日本加快了与亚洲国家的合作。您如何评价日本在亚洲战略思维的变化？其中，中国起了怎样的作用？
卓南生：战后，日本在亚洲外交一直不成功，不能和亚洲国家搞好关系。而当时，它和中国的竞争并不存在。所以，日本的亚洲观是否能摆脱战前的思维，才是真正的原因。日本国内对亚洲主要有两条政策，“脱亚论”和“兴亚论”。前者是摆脱落后的亚洲国家，跻身于西方发达国家之列。这在战后曾长期盛行。而“兴亚论”则主张日本回到亚洲国家中去，担任亚洲国家的盟主，以日本为中心。这其实与战前“大东亚共荣圈”是一脉相承的。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传媒甚至流传过JASEAN的说法，想把东南亚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有相当多的学者和记者提出，日本要与东盟建立起类似美国和中南美、欧洲与非洲模式的关系。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放弃了与美国争霸的想法，转而回到亚洲。现在，中国在东盟经济共同体中扮演的角色非常活跃，这给日本很大的震动。在日本看来，与战前最大的变化是，那时它是亚洲当然的盟主，今天却碰到了中国这个竞争对手。中日之间的问题更加尖锐了。
《21世纪》：您如何看待日本对亚洲国家的ODA？这在日本亚洲战略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卓南生：对中国而言，ODA原本有对战争赔偿的含义。其实，如果战后东南亚国家都要求赔偿，恐怕就没有日本现在的繁荣。事实上，日本援助的目的也是为了振兴本国的贸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不存在着受援国和施援国感激的问题。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