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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国际战略学家都在预言二十一世纪中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时，更为接近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和印度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竞赛。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的优越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在发展中国家“优等生”的地位。不是从日本到国际发展机构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应该从发展援助项目中“毕业”吗？但是，一旦这一地位受到挑战，特别是受到印度这样一个与中国国情最为接近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的时候，当印度真的开始赶上并且出现超过中国的迹象时，中国将不得不寻求发展的新动力。一年多前，美国的华人学者黄亚声和印度学者TarunKhanna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印度可以赶上中国吗？》，挑起了一场对中国发展之路的国际性反思。今天，我们仍然认为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是值得拿出来再次衡量中国的发展的。从贸易来说，中国是比日本开放三倍，比美国开放两倍的国家；从投资来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中国的开放，已经正在接近一个极限。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也许印度最大的启示就在于，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需要有内部企业活力基础。
印度与中国：一场伟大的竞赛
在2003年底与2004年初，有篇《印度能否超越中国》的文章在政界、学界和媒体间广泛流传，后来，围绕文章提出的话题，演绎了一场关于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潜力的大讨论。文章的执笔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Sloan）商学院的副教授黄亚声（YashengHuang）和哈佛商学院教授塔伦·卡纳(TarunKhanna)。文章认为，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和印度依赖了不同的路径。中国主要依靠直接引进外资。大部分政策专家对此表示赞同。但与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印度相比较则说明，直接引进外资并非繁荣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印度的民营企业家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优势。
自主发展：印度版本走进沃尔玛超市，你就会发现琳琅满目的架子上压满了中国制造的商品，包括从鞋子、服装、玩具到电子产品等等，这丝毫不令人惊奇。然而，随处可见的“中国制造”标签却掩盖了它们重要一点：这些产品中极少是由中国本土公司制造的。事实上，几乎没有一家中国本土公司能够拥有全球性经营规模和市场，这一点未免使人沮丧。
这是因为，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这有效地替代了国内的企业。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经济开始起飞，然而国内公司却未能跟上步伐，以至中国没有世界级的企业能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
印度没能像中国那样大量地引进外资。一方面，这一差异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前途的信心和对印度自由市场承诺的怀疑。然而外资引进的差异也在叙述着两个拥有大量海外侨民国家不同的故事。中国有大批富有的海外华侨，长期以来他们渴望能帮助祖国，他们的资金也受到热烈欢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至今日，印度海外侨民的成功仍遭到憎恨，他们更不愿意回国投资。新德里对于海外印度人及其他外国投资持否定态度，相反，它却给国内企业家提供了更加优厚的成长环境。
在此过程中，印度成功地发展了一批现在能与欧洲及美国最强的公司竞争的企业。此外，许多这类企业都属于尖端、知识密集型产业，比如软件业巨头Infosys、Wipro，药业和生物技术方面的Ranbaxy和雷得博士实验室等。2002年，在福布斯世界小型企业200强排行榜（每年评选一次）中，13家印度公司榜上有名，而中国内地却只有4家。
印度的私有企业拥有比中国坚实的基础设施，印度的资金市场较中国有效、透明。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的未来强国。它们同样提供了相抗争的发展模式。无疑，中国目前处于快速发展的轨道上，经济发展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印度式的发展速度”——带有轻蔑意味的词语，用来指印度无力使自己的经济增长速度赶上人口增长速度——虽然有可能成为过去，但就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一些重要数字而言，印度仍然无法与中国相媲美。
然而，统计数据只能说明部分事实，即宏观经济事实。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事情就并非如此了，印度同中国一样具有活力。事实上，由于依靠自然增长（Organicgrowth，即不借助于外力的增长——译者注），印度更能充分利用其资源，与中国的外资驱动型途径相比，它已选择了一条可能是更为持续发展的路子。“印度能否超越中国”不再是一个可笑的问题。如果事实证明印度下的赌注更为明智的话，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决策专家如何从整体上认识经济发展而言，其意义将是重大的。私营企业的活力
印度的建设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路子，而中国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然而，不同的策略也是不同的历史造就的。中国曾走过一段消除私有经济的道路，而且也迅速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中国进行市场改革已近30年，但在观念和法律保障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另一方面，印度却在发展软牌（SofterBrand）社会主义，即费边社会主义，其目标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缓解其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其观点认为，政府资助的企业在经济中占据“制高点”（CommandingHeights）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如此，这一政策并不阻止私有制经济在国家长长的手臂伸不到的领域中蓬勃发展。
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显示出其在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中国大刀阔斧地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但对本土私有企业还有很多法律、法规上的限制。实际上，仅仅在20世纪90年代末私有企业才得到了那些外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得到的宪法保护。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FinanceCorporation）的研究显示，仍有20多个行业是不对私有企业开放的，包括银行、电信、公路和铁路等这些最重要的部门。
过去20年中，对臃肿、低效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政府仍不愿放弃对一些大型垄断企业的控制。
20世纪90年代，很多中国企业家尝试着绕过法规对经营范围的限制。有一些人把他们的企业注册成名义上的国有企业（所有资金均来自私人，而企业亦由私人管理），结果当财政紧张的政府部门试图没收这些财产时，这些人只能陷入所有权纠纷当中。不少很有前途的企业因此毁于一旦。
对私有企业的偏见是众所周知的。2000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由于长期存在的偏见和误解，私有和个体企业拥有很低的政治地位，并受到政策、法规的歧视。法制、政策和市场环境对私有企业不仅不公平，而且前后不一。”
由于对本地私有企业的限制政策，外国投资者成为最大受益者之一。在中国惊人发展的背后，外国投资者赚取了巨额收益，一个指标就是：1992年，外资在华股份的收益为53亿美元，到今天，这个数字是200亿美元。英雄般的大亨
在民主、后殖民地时代的印度，让外资在牺牲本地企业的基础上赚取巨额利润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回想一下10年前安然公司（EnronCorporation）计划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位于印度东西部）投资29亿美元建发电厂所引发的广泛争论吧。针对外资及其在印度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进行了几年激烈辩论后，此工程才得以实施。
与中国本土企业家遇到障碍相反，印度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很多便利。在过去10年中，印度政府逐步放弃对经济的微观管理。不错，私有化进程慢如冰山的移动步伐，但是政府已不再垄断长途电话服务，关税也得以削减，官僚机构有所削减，一些行业已开始对私人和外资开放。
结果是，创业精神和自由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其发展的衡量标准之一是：在《远东经济评论》（FarEasternEconomicReview）两年前对亚洲主要企业的调查中，印度位居榜首，其平均得分高于这个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此调查对十几个国家的2500名经营主管人员和专家进行问卷询问；被调查者对各公司的综合表现在1至7元间评分）事实上，只有2家中国公司能与印度的前10名匹敌。很说明问题的是，所有印度公司都是私有公司，而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有政府相当程度的参与。
一些排名靠前的印度公司是名副其实的新兴企业（Start-Ups），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信息系统技术公司，在本次调查中位居榜首。也有一些是传统企业的分公司，如Sundaram汽车公司，这是一家著名的汽车零件制造厂、通用汽车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其母公司T.V.Sundaram集团，是南部印度具有百年历史的商业集团。
在印度，不光创业精神得到了发展，企业家也已成为民族英雄。尼赫鲁如果在世，一定会对公众、对行业领袖毫不吝啬的恭维感到震惊。比如，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创始人、56岁的纳拉亚那·穆尔蒂（NarayanaMurthy），已成为受人崇拜的人物，并被常常与微软的比尔·盖茨相比。
如果印度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来支持穆尔蒂和未来的大亨，这些成功的故事不可能成为现实。但是民主制度、创业传统和良好的司法系统为自由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虽然印度法院的效率出奇地低下，但这个独立的司法系统至少还能运转，法治这个英国统治的“遗产”在这个国家盛行。
事实已证明，这些传统和制度已成为印度资本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跳板。虽然信息扭曲仍普遍存在，但有良好前景和声誉的企业一般都能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筹集到发展所需的资金。世界银行2002年出版的一份报告说，在调查的所有印度公司中，只有52%报告说融资有困难，而在所调查的中国企业中相应的数字为80%。结果是，印度企业较少依靠自身的资本积累：只有27%的资金来自经营利润，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是57%。
公司管理水平也显著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穆尔蒂，他的信息系统技术公司是诚实财会制度的模范，并为其他公司树立了榜样。里昂证券亚洲公司（CreditLyonnaisSecuritiesAsia）于2000年对25个新兴市场的调查中，印度在公司管理方面排名第6,中国名列19。投资者阶层的出现，以及以发展银行为代表的资金供应方日益以市场为导向，这些都提高了印度市场的效率和信用。现在印度政府除实行宏观管理外，对私人企业的干涉已大大减少。印度与中国的差距
如果印度在基础层面已明显超过了中国，为什么统计数据显示不出印度的优越性呢？为什么印度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基本指标上与中国的差距如此之大呢？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是从1991年才开始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改革的，而这则是中国改革10多年后的事了。除了起步较晚之外，印度的储蓄率只有中国的一半，外国直接投资仅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还有，种族和宗教问题使印度这个国家政局不稳，印度还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长期存在着的领土纠纷。相反，中国在过去20多年享受着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这使它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印度的年经济增长率只比中国低20%左右，这已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印度能以这样的发展速度紧随中国，是因为其资金分配的高效和中国资金利用的低效。中国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很有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极大地拖累其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中国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大量投资。很多这样的投资在经济上并不可行，结果造成了银行系统的巨额坏账。总有一天，这些不良贷款要被消化掉，要么从账面上钩销（这意味着由储户承担损失），要么由政府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将资本从其他运用效益好的部门划拨过来。这将会大大限制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印度的银行虽不是什么执行放贷纪律的楷模，但它们的坏账远远没有达到这种规模。根据管理咨询企业安永国际会计公司（Ernst&Young）最近的研究，截至2001年，印度银行的坏账大约占其总资产的15%。所以说，印度经济的基础更为牢固。
当然，关键问题不是今天关注的中国和印度位于何处，而是两国明天的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其资源的利用情况。在这方面，印度处于领先地位。印度的发展之路是不是优于中国？很多年以后我们才能知道答案。
比较江苏和浙江的发展战略，这两个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改革初期大体相当。江苏依靠外资促进其发展，而浙江更看重当地的企业家和自然发展。在过去20年中，浙江的年经济增长率比江苏要高1%。20年前，浙江相对江苏来说要穷一些；而现在，它无疑要比后者富裕。
印度不久可能比这两种模式都要好：与现在已吸纳的外资相比，看起来它对在未来几年吸引更多的外资充满了信心。虽然印度几十年来一直拒绝侨民资本，而现在新德里开始欢迎这些投资。在一些圈子里，NRI——“印度侨民”的缩写——过去被开玩笑地解释为“不需要的印度人”(NotRe－quiredIndians)。现在，这个词已恢复了其原意。印度政府还举行了海外侨民大会，邀请了一些著名印侨，这足以证明了其对侨民态度的变化。
中国在吸引外资上的成功是由历史原因的，它拥有大量富有的华侨。在20世纪90年代，超过一半的外资来自海外华人。
直到现在，印侨的投资不到印度总外资的10%。既然欢迎的红地毯已经铺上，印侨的投资很有可能会增加。印侨在资本投入上无法与华侨相比，但他们的智力投资却比中国多得多，其实这更有价值。
印度侨民在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成就众所周知，印度的硅谷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现在，印度的光明前景和对出国人员态度的转变吸引着许多海外工程人员和科学家回国发展，而众多的印侨企业家则为之慷慨解囊。在华侨的帮助下，中国赢得了竞争，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印侨的帮助下，印度可以成为世界的实验室。
中国和印度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总体上来说，印度并没有超越过中国，但在一些关键领域，它做得更好一些。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