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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里，大陆富豪非正常死亡现象明显增多。2003年至今有数十位身家过亿的富豪罹遭不测。在盛行财富崇拜、“财富英雄”受到各方无微不至呵护的当今，如此现象颇耐深思。1月20日《了望东方周刊》对此进行了综合报道分析。报道中，据称“看着许多富豪起家、发展”，被温州富豪称为“民营经济教父”的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归纳了针对富豪的人身攻击的原因：一是社会转型期的心态失衡；二是传统文化中的仇富情结。他专门强调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劫富济贫一直是个褒义词，甚至到现在还有人在宣扬这种东西，这种对宪法和私有财产的极不尊重，加剧了部分人的心态失衡。”
从文化及社会心理的角度对富豪的安全困境进行分析无疑是合适的切入点之一，然笔者对其结论难以苟同——“心态失衡”及“仇富情结”固然有之，但观诸近年的富豪被害案例，有哪个是被“劫富济贫”或“仇富”的“侠盗”所害呢？ 而且也没听说国内哪里发生过专门针对富人的骚乱。因此，虽惨剧发生如此之多，虽事件中不时都能看到两者的影子，但将此两者当作原因本身未免太过简单——为什么人们会“心态失衡”？传统的“仇富情结”对“失衡”能起到多大的助力作用？
因此，这种归咎是对本源原因有意无意的掩盖，甚至是对因果关系的颠倒，对真正解决问题无所助益，还会将问题引上歧途。富豪是能调动起各项社会资源为己所用的强势群体，强势群体不安全，理应更多从自身寻找原因。
笔者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某些富豪中流行的不成熟财富文化及扭曲财富观，才是富豪们不安全的最大诱因——其首先是诱导了富豪们偏离正道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再由此“诱”起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心理失衡；而偏离正道的行为方式往往又成为某些具体事件的导火索。于是在失衡的心态背景下，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大幅增加。
财富文化观包括如何取得财富、如何认识财富、如何使用传续财富等方面的内容。我国当前的富豪，很多人在这几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错误观念及做法。
先说财富的取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从内地不少富豪的发家史中可以总结出一个共同点：在很短时间内暴富。很多富豪从富起来的那天起就有了某种“原罪”意味。以至，“问题富豪”成为当下一个特殊的名词，“大陆富豪榜”甚至也被人戏谑为不无残酷意味的“囚犯榜”。当然，这或许与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期各种制度不完善有关。但是，即便抛开富豪们掘取“第一桶金”时的原罪不谈，眼下很多富豪聚敛财富的做法仍是让人为之寒心的。譬如，近年来媒体上屡屡出现的欠薪讨薪、民工荒、环境污染、断指工厂、童工等关键词，都可视为某些富豪对财产仍处于“取之无道”阶段的明证。这些关键词，当然会引起人们对富豪的道德怀疑，并加重“心态失衡”。
如何认识财富，也是很多富豪亟须补上的一课。财富是什么？财富意味着什么？毋庸讳言，很多拥有巨量财富的富豪，似乎在这些问题上缺乏基本判断或迷失了方向。在他们看来，财富只关联着个人及家庭的享乐，个人的财富只承担着对自己及家人的责任。如某房地产大鳄前不久就放言：“如果我定位是一个商人，我就不应该考虑穷人”。我要说，这是极其错误的认识。少量的财富或许真是只关系到自己，但巨量的财富具有着无可回避的社会性义务。离开了社会性，离开了社会的认同，所有的金钱都只不过是废纸，所有的财富都只不过是累赘。
尤其让人不吐不快的是，很多富豪认为财富意味着更大的社会权利——事实上，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倾斜的政策，由于很多人还存在着一种庸俗的财富观念，社会也确实在奉行着这样的原则——但是，这对财富拥有者难言是福。“人人生而平等”，这与贫富无关，财富不能直接兑换为面对社会的权利。固然，一个人赚取了人所不及的财富是一种成功，是能力的体现；而如果能够善用财富造福社会，也理应赢得社会的尊重，但是，“赢得尊重”与“获得更多的社会权利”却不是同一个概念。譬如，钱再多也不能在选举中多投一票。假设富人就意味着享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利，势必会对其他人的权利形成挤压，造就社会不公。然而现实是，很多富豪在权利方面也索取过多。这是非理性的做法，对社会心理的和谐是一种破坏。
在如何使用自己的财富的方面，国内的富豪也让人们屡屡大跌眼镜。在慈善事业上，国内富豪们至今仍表现欠佳已是勿需赘述的事实。然而，国内富豪在奢侈消费方面却已经“名动全球”，以至有人总结认为“中国人天生是奢侈品”的受众。在中国还有很多人生活在年人均收入不足637元的极端贫困之中时，这种反差让人有一种难言的伤感，甚至也替富人们感到一些羞愧。
我敢断言：只要富豪们在上述财富观念方面一天不能尽快成熟起来，则其诸般困境便一天不会真正消除。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