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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事故死亡矿工的赔偿金不得低于２０万元人民币”，２００４年年底，煤炭大省山西出台安全新规，目前这个省已有两起煤矿事故执行了这一赔偿标准。据了解，这个我国目前煤矿事故死亡赔偿的最高标准，足以令煤矿业主们体会“割肉之痛”。（新华网1月30日）
去年以来，由于煤电紧张，煤矿一方面开足马力生产“乌金”，一方面不断发生安全事故。屡屡发生的煤矿事故，遇难矿工家属伤心欲绝的镜头，让国人对矿工的生存环境担忧：劳动安全没有保障，身后处理百般“压价”，于是，有关部门发出“煤矿事故死亡矿工的赔偿金不得低于２０万元人民币”、让很多矿主感觉到心惊肉跳的“割肉之痛”，并通过“割肉”引起矿主对安全生产的重视，应当说很有必要。
但是，仅仅把遏止矿难的“宝”押在有“割肉之痛”的矿主身上，我以为，未免有些偏颇。
仔细分析那些矿难发生的煤矿，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安全投入严重不足、安全监管不到位。但是，每当事故发生后，在有关部门的分析报告中，说得最多的是“安全投入严重不足”，而涉及到有关部门自身责任的“监管不到位”，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人的印象好像是，那些出事的小煤窑、小煤矿，都是偷偷地、私自去开采的。
事实上，在这些“偷偷开采”的煤矿中，绝大多数是经过审批的——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飞蛾扑火？而审批者之所以对一些资质明显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的煤矿高抬贵手，绿灯放行，原因在于“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短”，面对矿主提出冒险开工的要求，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非法开采”。待到发生矿难事故，只得“难得糊涂”，一推六二五了事。
应当说，作为煤炭安全生产的“有关部门”不少，为什么“几十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安全帽”？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二战期间的一则真实故事。当时，盟军急需大量降落伞,但生产厂商所提供的降落伞合格率只能达到99%,1%的不合格产品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战士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而且死在自己人手里。为此,军方多次交涉,可供货商以各种不可能的理由拒绝提供100%合格率产品。军方便调整策略,通过仲裁委员会与厂方达成协议,军方不深究产品的合格率,但厂方交付的降落伞,通过随机取样后要由厂方派人从飞机上试跳验货。此招一出,降落伞合格率旋即达到100%。
最近，国务院在处理河南郑煤集团大平煤矿“10·20”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相关责任人中，河南省一副省长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此令一出，旋即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作为一个以当官为职业的公务员，有什么比自己的政治生命更重要？当自己的“官帽”与主管的安全生产紧密相联的时候，又有谁会为了一时之利，冒险去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
因此，对于遏止矿难，加大经济赔偿力度，让矿主体会“割肉之痛”重要，而把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与安全生产挂起钩来，形成责任追究的机制，使其体会安全生产也会导致“官帽之动”，从而增强为官的责任感，对于遏止频繁发生的矿难也同样重要。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