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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居住的小区在北京四环以内，属于鞭炮禁放区。然而，与前两年一样，到了年三十晚上，这里的鞭炮声响成了一片……
有论者言，“北京的禁放规定遭遇到了尴尬”。其实，岂止是尴尬！北京的“禁放令”颁布以来，每年都对禁放区域有所调整。今年的禁放区为整个五环以内的市区，而燃放区则在五环以外。这样，对于居住在五环以内的北京市居民而言，燃放鞭炮便成了一项投入颇大的活动：除了投资鞭炮，还要在来回的路途上付出代价———前提是必须备有私家车，没有私家车，谁会大老远跑到五环以外那人生地不熟的地界去燃放鞭炮？
于是，千百年来流传的民俗，遗传至我们，我们却有可能因为居住地域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继承权限。问题当然不止于此。就说那些备有私家车的人，如果真的跑到五环以外去燃放鞭炮，那么，当他们回望市区那姹紫嫣红的夜空时，又该作何感想？如果一个制度让遵守它的人为之垫付制度运行的成本，却让那些违反它的人无所付出、甚或从违反行为中占尽便宜，那么，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失败的制度。
这样说还只是就一般制度而言。实际上，有关禁放的规定是一个具有溯及力的规定。这个规定在宣布特定情况下的限定行为为非法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溯及了这些行为进行传承的合法性。这里所说的行为，其实就是构成民俗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缺少具体行为的民俗还能被称作民俗，还能被遗传下去么？如果民俗不是抽象的话，那么，表现民俗的行为无疑就具有传承的合法性。行为的传承合法，行为本身却不合法，如此规定的制度，实行起来将非常难———不是不能施行，而是施行的成本太大。
一个制度，是不能“说说而已”的。确立一个制度，其确立的程序要花去大量的成本，其成本的出处当然是纳税人的口袋。但是，相比较而言，这还只是整个制度成本的一小部分。制度成本的更大部分恰是其日常的运行费用。某些制度，看似调整的范围有限，涉及的社会关系简单，因而确立的成本很小，但却由于与人们的日常行为有关，致使其运行的成本极高。实际上，现实中许多得不到认真执行的规定，大都属于此类。规定得不到执行，确立制度和执行制度的机构就都要为之付出无形的代价。在此，且不说那些确立制度时的成本已成为“沉没成本”，只是为此一制度付出的无形代价，在另一个制度的确立和执行中，就可转化为实际有形的额外成本。
当今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制度搭建成型的，其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之所以成本越来越高，是因为制度越来越“贵”。制度“贵”，我们在确立制度的时候，就要通盘考虑其运行的成本，否则，对于社会而言，其后果只能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最近，有人建言北京市应该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此言一出，轩然大波骤起。其他的种种因由都不必说了，只此一问：如果真的设立这样的制度，那么，是执行这个制度花费的成本大、占用的资源多，还是让人们自由流动花费的成本大、占用的资源多
道理不是明摆着的么：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作为最重要要素的人却不能自由流动，那算什么类型的经济制度？这里的自由，当然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条件不是依据什么人为的规定而作的选择，而是市场对要素的选择。如果市场不需要我这样的“要素”，让我光吃不挣干耗着，且不说你“准入”我也不来，就是来了也会赶快拍屁股走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对“武大郎”开的店，个儿高的人自然不是只有屈就这一条道。若此，哪里还用得着什么劳什子规定。这样的规定，说穿了，无非是又多了一个设租的名目而已。
这种“禁入”能否从“说说”变成规定，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禁放”的规定中，我们却不难看到“禁入”制度的前景。当然，对这个“建言”，我倒真希望它只是“说说而已”。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