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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有关核酸的论战引人关注。有人在网上把那些赞美核酸的科学家的大名一一贴了上去，并称之为又一惊人的“学术腐败”；与此同时，那些斥责“核酸神话”的科学家则被称为“社会的良知”。有关核酸的知识于我太过艰深，一般常识尚不能帮助我判断其真伪。不过，我至少认为论战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它涉及的内容越复杂艰深，就越是如此。
这场论战使我思索的问题是：在一个分工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的社会中，怎样才能把像天书一样的“科学发现”迅速转化成普通人都能正确理解的常识？
科学的本质是求真，但要求所有科学家都彻底摆脱名利的羁绊是不现实的，仅仅要求他们“为真理而献身”也是不现实的。布鲁诺被烧死几百年后，有个西方科学史家曾叹道：为了坚持地球围绕太阳转的学说，就上了火刑柱，这值吗？我相信很多人都可能有这样深刻的疑问。而在罗马教廷的淫威下，伽利略后来确实放弃了“日心说”。
在历史上，科学家向权贵献媚或被迫屈服的事并不少见。二战前，德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公然发表联合宣言支持纳粹；文革时，中国的一些科学家被“四人帮”纠集起来，也发动过一场可笑的围剿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闹剧。在这个地球上，虽然也出现过阿基米德，屠刀已架在脖子上，还从容地要求刽子手延缓片刻，让他把几何题演算完，但这样的科学家能有几个？
有关核酸的作用迟早也会成为常识。但它成为常识的速度，在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法律能否保证一切学术论战自由公开地进行。
这也是在围绕核酸的论战中，我对“阴谋说”（指国外某种不明势力破坏中国的核酸生产研究）的出现甚感兴趣的原因。既然如此，那就得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实证明“阴谋”的存在，而且首先要令人信服地证明核酸的研究开发对于人体健康的价值，从而证明其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
“阴谋”在任何时代、任何领域都可能存在。但不论什么“阴谋”，其得逞的前提都是一样的，就是利用某些特定对象或公众的不知情。所以，揭露任何阴谋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制度上保证信息公开、意见公开。
90年代的“邱氏鼠药案”名震中国，当年为“邱氏鼠药”鉴定合格的难道不也是科学机构吗？这样的机构又该为邱氏鼠药的遗祸承担什么责任？一个有趣又不该遗忘的故事是，当法院终于判决5名科学家胜诉后，邱氏鼠药的制造者邱满囤走出法庭后说：“今天是老鼠的节日。”由于邱氏鼠药中含有不允许使用的剧毒化学物质，由于这已经是广为传播的常识，所以人们也就很容易判断谁是“老鼠”。
“学术腐败”也未必就是于今为烈。50年代，有科学家为迎合大跃进的狂热曾说，“亩产万斤”在科学上讲是完全可能的。与此相比，核酸的神话又算得了什么。只要想想这样的科学论证放在今天还能欺骗多少人，就知法律确保公民的学术讨论自由，其作用是何等巨大。明白这个道理，就知诸如围绕核酸论战之最有价值的所在了。
不久前围绕中国股市的论战，其实比围绕核酸的论战更为惊心动魄，也更能说明学术讨论自由的重大意义。感谢互联网，在这个时代，公众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容易了解任何重大论战的内容，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容易看出，谁在打着各种漂亮的旗号以售其私。公众也因此更容易决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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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