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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谈论的热点议题之一是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城乡和谐发展的社会。
三农问题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城乡人口收入的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同时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仅仅因为地域和生产场所的不同竟然导致他们在诸多方面有天壤之别，最落后的农村与最先进的城市人口生活差距从时间跨度看要相差几十年甚至近百年。
当然，对于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农民也从生存理性出发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克服。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民工潮就是明证。农民通过从农村的土地束缚中解脱出来，到迅速发展的城市寻找新的生存和改善生活的机会，虽然路途艰辛，但是其势头不可阻挡。从某种程度讲，农民工队伍的不断扩大是三农问题自我缓解和消融的一个方法。
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虽然和原住地的农民比较生活有很大改善，但是和城市人口比较还是处于需求的最低层次得到满足的水平中。他们被称之为“流动人口”或“暂住人口”，似乎他们注定将不是城市的一分子，实际上，目前在大城市生活的农民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携家带口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和城市人口之间存在诸多不平等的待遇，尤其是他们无法享受城市的有些公共产品和福利。
首先，在所有影响城市农民工不平等因素或变量中，城市产权及其收益分配制度是一个最难以发生变化的变量，因而也是最持久起作用的变量。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区分及其相关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制度都存在差异。虽然农民工凭借年纪轻、有文化、肯努力、有些闯劲和创业精神，可以逐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但由于教育、培训机会的缺乏以及各种制度性、非制度性的制约因素，他们发展的空间较为狭窄。
其次，尽管大城市、开放地区，随着市场力量的强大、现代化普遍主义规则的普及和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宽容，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公平性越来越有利于外来打工的农民，但是由于城乡长期存在的隔离和现实中巨大的差距，造成农民工在城市中相对被排斥，事实上在某种程度成为“二等公民”，遭到一定程度的歧视。
农民工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如今他们更需要有各地政府在上述方面共同努力，为他们提供这些有利于他们生活境遇进一步改善的公共产品服务，如教育、医疗和职业培训等，以便他们能更多地融入进城市社会，这将有利于以比较可行有效和迅速的方法增进城乡的和谐发展。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