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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报告证实，国家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高考录取率和录取分数线的调控，决定着高等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家庭的子女，必须考出高人一筹的分数，才可能考上大学，且大多就读于普通院校，选择较为冷门的、收费较低的学科；而具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优势阶层的子女，则“可以通过较低的分数和走关系等非正常的手段实现入学”，且较多分布在重点院校和优势学科。
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去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显示，现今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优势阶层的子女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正在强化。上述两份报告研究的角度不同，但结论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仿佛一根“指挥棒”，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在等级森严的西方封建社会是不可想像的。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评价颇高，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中，父辈未能完成的“阶层升级”，最终通过子女的努力得以实现，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对于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如果一个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通过子女代际继承的方式巩固优势，并不断积聚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而社会较低阶层的子女“升级”到较高阶层的门槛被不断抬高，他们中大部分人将被迫重复父辈的生活，导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式的循环，久而久之，不但社会将丧失发展和更新的活力，而且社会阶层间的对立和敌意，将随着分化和差距的加大而不断加大。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一书中，提出了“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的论断。他指出，教育不但是传授知识和颁发文凭的机构，而且还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在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社会中，正是通过教育，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都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和文凭的差别，进而转化为职业和阶层的差别。布尔迪厄分析的情况，与中国隋唐以后的“科举改变命运”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综合考虑，要降低中国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鲤鱼跳龙门”的门槛，最可行的办法还是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让社会较低阶层的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较为理想的职业地位。
有统计表明，在近几年高等学校录取的新生中，农村生源所占的比例，已经由原来的30%多，下降到近年来的15%左右。去年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对国家助学贷款的财政贴息方式、贷款年限、贷款行等作了调整，以提高银行向大学生放贷的积极性，则更多地突出了政府在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上的责任。
除了要通过国家助学贷款等手段，保证考上了大学的社会较低阶层子女上得起学，眼下的另一个当务之急，是要维护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让更多的社会较低阶层子女获得上大学的平等机会。为此，要有意识地把优质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包括缩小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实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一体化；努力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化发展，以减少高等教育阶段的阶层差距；改革高考招生录取制度，逐步过渡到大致按照考生数平均分配各地的招生名额，等等。
通过多种手段保障社会较低阶层子女的受教育权，降低他们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从而促进社会的正向流动与整合，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政府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