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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上午，杭州天目山路上的一幢普通大楼内，“浙江省试点绿色ＧＤＰ核算的第一次工作协调会”正在举行。
此时，距环保总局办公厅与国家统计局办公厅联合签署“十省市试点绿色ＧＤＰ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的文件（后简称《试点》）才20天，而若从《试点》送达省统计局和环保局（后简称“两局”）之日算起，只过了10天。与会的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朱天福副处长直言，“对于这项工作，从省里到有关部门都极为重视。会议组织的效率也可见一斑。”
会上首先就《试点》中要求的三方面工作进行了解释，分别是：在研究《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以建立地区环境核算框架；开展环境污染损失调查，建立地区污染的经济损失估算模型和估算方法，并确定技术参数；以及进行环境核算，包括环境污染实物量核算与治理成本。
而根据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月28日对媒体的通报，这一切都需要在2006年第二季度之前完成。时间表显示：今年3月至7月是研究调查阶段；7月至12月为全面核算阶段；2006年1月至2月是核算总结阶段。
朱进一步透露，按照各自的优势与资源，“两局”还就研究调查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划分：“由省统计局牵头负责的有企事业单位环保支出、水污染对农作物危害损失与生活用洁净水潜代成本案例等五项。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与人体健康效应等领域的调查则是由省环保局牵头。”
而为了确保工作目标的按期完成，协调会决定参照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自2004年3月以来的做法，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技术工作小组三个专门机构。而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主要将由“两局”及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等研究单位的人员组成。”
在随后进行的采访记者还得知，北京、安徽、海南、四川等省市的试点落实也已经开始。
“倒逼机制”：从《代价分析》开始
对于浙江在绿色ＧＤＰ核算试点中表现出主动性，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省长吕祖善在3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做出了解释。
吕表示，2004年度浙江的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万亿元，跃居第四位是可喜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浙江也经历着“成长的烦恼”，如存量土地减少、水荒等；而在这个相对高的基数上，期待经济保持前10年、20年的增长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制约因素。”对此，省委书记习近平也有精彩的归纳，在去年的多次高层会议上，他以为“粗放型增长模式所引发的诸多资源、环境问题，正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把浙江压迫到了一个节点位置。”
在省委、省政府的直接授意下，2004年6月开始，浙江省环保局开始了一份题为《浙江ＧＤＰ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的报告调研。其中，详陈了1970年代末期以来浙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四大问题，即“耕地锐减、能源困局、环境污染和投资代价”。
以环境污染为例：与沿海诸多先发展省份一样，浙江经济增长中伴随着高排放和高污染。《代价分析》中披露：2003年浙江省的废水排放总量达27．03亿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10432亿标立方米，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1976万吨。表明每产生1亿元ＧＤＰ需排放28．8万吨废水，产生1亿元工业增加值排放2．38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气，产生0．45万吨工业固体废物。这几个指标分别比1990年增长84．8％、3倍和1．3倍。而环境污染的加剧，又不断拉大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支出。2003年浙江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231．68亿元，比上年增长33％，支出占当年ＧＤＰ的2．5％。
此外，浙江的投资代价已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按照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测算，在“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三年每增加1亿元ＧＤＰ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78亿元、1．39亿元、3．71亿元、3．38亿元。
《代价分析》中还指出，作为一个能源矿产极度匮乏的省份，浙江一次能源95％以上靠外省调入。1995年至2000年浙江煤炭保有储量平均每年减少180万吨，而近几年来，每年减少的储量增加到了近700万吨。2003年全省电力消费量增长22％，大大高于ＧＤＰ的增长速度，电力供应已转变为全面性、持续性的紧张。
有学者以为，这还只是问题的表层，因为《代价分析》罗列的只是矿产能源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的使用和环境资源的耗减。对于环境资源损失成本的核算和资源环境的恢复成本、再生成本和保护成本的核算甚至还没有被纳入进去。
对此朱天福表示，《代价分析》只是浙江针对绿色ＧＤＰ核算的一个前期的准备。“原来想过直接做大课题，后来发现非常庞杂，于是决定分类从子课题开始做。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说，《代价分析》＋量化＋价格化，就是绿色ＧＤＰ核算框架的逻辑链条。”
摸着石头过河
3月1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司长郑京平就绿色ＧＤＰ核算十省市试点做客新华网时说：“重要性不容质疑是一方面，付诸实践的艰难是另外一方面。”
郑的话从一个侧面可以得到证明：绿色ＧＤＰ核算方面的探索，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经开始，但国际社会公认并采纳的绿色ＧＤＰ核算制度，至今没有形成。最初的考虑很简单，基于传统的ＧＤＰ核算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的消耗成本（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和环境的降级成本（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容易导致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等问题，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加拿大等国家及地区尝试对现行ＧＤＰ核算进行调整，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ＧＤＰ的概念从此出现。
中国环境规划院王金南教授告诉记者，国际上有一种分类，根据绿色ＧＤＰ的计算形成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主流的模式：
一种是在传统的国民经济帐户表中加入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成本信息，通过调整传统的ＧＤＰ得到绿色ＧＤＰ。这种方式是1993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统计局合作出版了ＳＥＥＡ（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将其作为ＳＮＡ（国民核算体系）的卫星帐户，以便更好地衡量经济与环境的关系。
其中包括三种调整帐户：一是自然资源帐户，通过国民经济平衡帐户连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二是资源和污染流帐户，通过实物形式连接到卫星帐户；三是环境费用帐户。综上所述，ＳＥＥＡ能够用调整合成各类国民经济帐户，可以方便地获得绿色ＧＤＰ的指标。
另一种方法是利用投入产出技术描述和计算绿色ＧＤＰ。这种核算的基本方法是考虑环保活动（资源恢复和污染处理），绿色ＧＤＰ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绿色ＧＤＰ＝传统ＧＤＰ—（自然资源的消耗＋环境损害的成本）＋环保部门新创造的价值。
对于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中国官方的态度是结合自身特点，摸着石头过河。
然而，无论是哪种模式，除开技术上的难题，统计数据的缺少都导致绿色ＧＤＰ的核算基础尚不具备。再就是有的环境数据与经济数据分类标准不一致，无法直接使用，必须经过协调整理，而协调整理的成本与难度极大；有的环境数据很难通过调查获得，如水、森林和生物资源等。“要高度重视基础数据的积累，统计数据是开展环境与资源核算的基础。”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叶文虎教授评价“无论如何，开展地区试算试点工作。对于接下来的工作，无论是框架确立还是数据短缺，都在积累一种解决之道。”
增长方式转变的数据监督
北京师范大学齐晖教授也认同上面观点：战略规划和实践行动结合。出于美国的绿色ＧＤＰ的经验教训，他表示必须保持当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主体不变，再就是有政府部门的充分和稳定支持，科研机构等的多边参与。
浙江省环保局也同意“这肯定是一家做不了事情”。比如，环境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必须建立在监测的基础上。而光有两家的力量：人员、理论都欠缺。所以浙江想让科研单位，浙江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以及一些专家，作为咨询顾问参加。
郑京平在新华网上还说，“在有些方面可能对绿色ＧＤＰ寄予的希望也过高了一点”，尤其是短期内。
一环保总局官员也表示，“现在公众和媒体有些心态并不对，一有新闻就炒。但是很多其实并没有进步。”他举某地改革为例：官员考核中的确把ＧＤＰ拿掉了，以财政收入，工业经济效益，反映结构、质量和环境等方面的指标。但是这些考核指标，根本上讲仍然是经济指标。事实上，没有绿色ＧＤＰ核算框架，政绩考核怎么可能调整。
“时间会有一个周期，需要耐心。”这是多位专家的一致观点。
据记者了解，浙江省今年的具体工作目标是，统计中开始引入四大指标：万元产值的能源消耗，万元产值的主要原材料消耗，万元产值的水资源消耗，万元产值的三废排放量。
记录下这些数据，进行动态比较，可以发现出增长方式的改变。“对于我们是否正在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转变的速度，这是一个观察和监督的方式。”
（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