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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经济》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世界性难题，10年后谁来为中国两亿民工养老》，这篇报道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但至今仍被中国社会忽略的大问题。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迈进了“老龄化”的门槛，自此中国的老年保障问题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普遍关注的热点。但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向正在误导我们，这就是20多年来人口研究影响的视线始终停留在人口的自然增长上，而对于另一个对老龄化问题影响极大的重要因素--社会流动造成的人口机械变动，却始终未入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们的法眼。
2003年末我去日本讲学，到四国岛的农村地区走了一趟。访问中，惊悉当地的人口老龄化已经到了30％－40％的地步。这就是人口机械变动的结果——年轻人都到东京等大都市务工经商去了。从日本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明天，因为日本曾经也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其实，2000年“五普”的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因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当时的常住人口(不是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城市，前者是7.35％，后者是6.30％。
这个数据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大城市，以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计算的老龄化程度已经到了20％上下，按国际经验早就该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社会问题，但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出现。2003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55万，占总户籍人口的18.98％；预计到2005年，上海老年人口的比例会在20％上下，即5个人中有1个老人；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约33％，即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市府计生委的官员忧虑道：“不考虑人口流动的因素，上海将变成一个‘白发城市’。”但至少在今天来看，这样的忧虑恐怕是多余的，也可能永远不会变成现实。因为在上海市1752万常住居民中，户籍人口是1354万人，而外来人口是398万人，占总人口的23％。虽说这个“外来的”社会群体所占比重还不到1／4，但基本上是青壮年劳动力，就是这将近400万的外来人口为本来有可能“垂垂老矣”的城市注进了青春的活力。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广东省的情况更可以乐观。据报道，广东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在11000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7900万，而外来人口3100万，占28％。正因为这个原因，“五普”时广东省的“老龄化”居然还没有达标。深圳市则更不用说了，将近600万常住人口中，有400多万是外来人口，所占的比重差不多是70％-80％。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以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天然的区位优势，“老龄化问题”可能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且不说政府对此倍加关注(可以想见，在上海市计生委官员忧虑的背后，一定会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回应)，就是由市场提供的服务也可以解决一大块问题。
讲上海、广东的优势，是为了衬托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农民养老问题的严重性：首先，当外来人口进入老年期时，因为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制度性的经济福利保障，他们的收入就会成为问题；其次，这个社会群体的下一代进城讨生活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到他们进入老年期时，生活照料和亲情抚慰更成问题；其三，上述问题其实所有的农民(不管他进城不进城)都会遭遇到；其四，迄今为止，他们的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进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视野。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目前关注更多的是城市职工的养老问题；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外来人口的劳动力，当外来人口献出了青春和汗水之后，他们养老的问题却没有人愿意负责任--可能说得严重些，但现行政策的结果必然如此。
想一想未来几十年中，中西部地区实际上的老龄化程度达到30％－40％时的情景，是否会令人不寒而栗。西部的两会代表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这确实是好事。但是，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还是枉然。
（ 责任编辑：xiaoboh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