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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财富巨子，国际工商界知名人士，从昨天起汇聚北京，参加2005北京《财富论坛》，围绕“中国因素”激荡思想、激发发展新思维，共议“中国和新的亚洲世纪”。
他（她）们决不是替中国和亚洲的发展成就捧场来了，也不是单纯冲着寻求和捕捉更多、更广泛的商机而来。他（她）们的一个更现实的意图是，藉此机会与中国政界、商界的精英们有面对面的接触和直接的沟通，“从新的国家领导人那里了解到今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方向（财富全球论坛主席Robert E.Bierman所言）。”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昨晚的论坛开幕式并向与会嘉宾送上“大礼包”——胡锦涛通过主旨演讲概括并阐述了与会嘉宾最关注的话题，它们主要包括：未来20年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指向、发展路径、发展手段、发展模式及发展的根本目的。若简略概括之，中国的发展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是寻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协调并进的发展，是与国际社会寻求协调合作的和平发展，是对国际社会承担责任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发展；为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中国将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更大力度的推进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必在发展合作中获取共赢。由此，笔者以为，胡锦涛的主旨演讲可看作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就中国发展之走向，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重要“承诺”。可以相信，国际社会当由此体味和把脉到中国发展的“善意”。
毫无疑义，《财富论坛》对中国和亚洲发展前景的关注，是对这种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关注。以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26年间，中国以美元计的GDP增幅年均高达9.4%；总计5000亿美元的国际资本在中国市场找到了增值机会；进出口贸易由3位数跃升到5位数，年均递增16%，仅以去年一年为例，中国就为世界各国提供了5000多亿美元的进口市场；贫困人口（按中国贫困标准统计，低于联合国的贫困标准）由2.5亿人减少到2600万人。更重要的是，因中国进一步发展所带给世界的市场前景更加诱人。未来20年间，别的都不提，只提将有2亿到2.5亿农村人口要转为城镇人口，以及相对应的人均GDP要跨越3000美元这两项，将会为世界各国带来多少市场机会？正因为如此，国际工商界才普遍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成为且必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正是基于此，全球财富巨子和跨国经济体才形成如下主流意识：“中国因素”——亚洲引擎；“中国因素”——世界机会。未来20年欲立足世界，必先逐鹿中国。
然而，“中国因素”远非十全十美。迄今为止，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谐作为四个评价向度，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是不平衡的，也是不够和谐的。择其重要，所指不平衡、不和谐集中表现为：资源瓶颈日显、环境代价日增、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继续扩大、贫富悬殊及社会阶层非理性分化持续加剧等等。这种不平衡、不和谐反映于改革层面，突出表现为经改、政改乃至社会改革之间的不协调，致使社会工农大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对改革的认同度降低，从而导致改革攻坚的“外部空间”呈现本不该出现的逐步萎缩态势。而上述不平衡、不和谐反映于国际社会和部分国际舆论，则表现为对中国“可持续”的疑虑和担忧。其中，“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则是疑虑和担忧的两个极端。
有鉴于此，当人们在现实感受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带给民众的福利改善，带给世界新的发展机会的同时，千万不可为眼下低标准的“小康生活”所陶醉。有点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迄今只把“小康生活”理解为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忽视甚至有意无意的回避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也是“小康生活”的重要甚至更关键的评价指标。如果说经济发展仍然是未来20年间中国发展的“第一要务”而丝毫不可松懈，那么，从确保“可持续”的要旨出发，人们也该认真考虑中国精神与文化重建以及整个制度框架构建的紧迫问题，从而痛下决断加大改良与改革的力度。
“中国因素”——世界机会。这个机会还有“外”与“内”两个向度。对“外”的向度不必多言，对“内”的向度，旨在充分利用世界对中国开放所予以的最大“回报”——相对和平、和谐、友善的发展外环境，集中解决和清除一批影响、妨碍中国走向新世纪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及发展障碍。
人们也许有所不知，自1999年起，上海——香港——北京——《财富论坛》何以3次选择中国？“不一定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一定要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体制机制不断创新的国家”——很显然，《财富论坛》选择年会举办地的标尺，从某种程度看，也在催促我们中国，在继续开放的同时加快改革，以体制机制创新来实现国家财富的更多积累。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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