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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上周于重庆举行的《公司治理与国企改革论坛》上再次强调，产权改革并非国企改革的决定因素，国企当前应该借鉴世界500强企业通用的做法，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效益的好坏，并不在于由谁来控股，而是职业经理人对成本控制的问题。”
郎先生的上述“经济语录”，我援引于新华社就此次论坛所发的电讯稿，但并不表明我赞同他所持有的观点。相反，我还要对其上述观点再次提出质疑与“纠偏”。
先纠正称谓上的谬误－－郎先生只是个合格的公司财务专家，不是经济学家，甚至连合格的经济学者也称不上。
同时从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分析，职业经理人制度无非属公司治理制度中技术层面的制度，产权制度才是公司治理制度中无从替代和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制度。产权“落地”是公司得已有效治理的前置条件，试图仅用技术层面的改进来替代基本层面的变革，这国企改制如何走得通？郎先生的异想天开只能说明其经济学基本逻辑思维的混乱。
郎先生对世界500强公司中某些公司的财务状况是作过研究的，他带有“500强情结”不奇怪，但郎先生也该清醒认知，500强中除了少量诸如中石化之类的中国行政垄断性国企，全系清一式的民企，产权清晰是它们整个公司制度中最基本的内核，以此为基，人家方才普遍聘用职业经理人来经营公司业务。中国的国企名义上归全民所有，事实上却归中央或地方的政府所有，宪法意义上的所有者其实是虚置的，既然“主人”被悬空着－－即人们常说的“所有者缺位”，职业经理人替谁打工呢？
产权“落地”的公司中，职业经理人只须对老板负责。其责任关系是单元约束的“垂直结构”，因而可通过市场来选择职业经理人。中国国企遵循党管干部原则，其责任关系是多元约束的“扁平结构”，既要对公司经营业绩负责，更须对党的政治利益负责，要同时兼顾政治坚定、创造利润、确保稳定及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的多向度“经营目标”，请教郎先生，要满足如此要求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中何处寻觅？
国企各国都有，区别却有两个：一是除去中国等个别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国企数量很有限；再是设置的目的不同，绝大多数国家设置国企，目的是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替政府向社会提供公益属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这类国企通常不以赢利为设置目的。
中国的情形正相反，一是数量巨大，几乎涵盖各行各业，直接参与市场逐利；二是国企所代表的国有经济是执政党执政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再是历时20余年的国企改革始终走不出一个误区，即，要求国企如民企一样追逐利润最大化。由于国企是政府的，国企追逐利润其实就是政府在追逐“利润”。政府以老板之身指令国企逐利市场，必然导致市场竞争的无序和混乱。如此，这样的政府无法与市场经济兼容，当然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故而，国企改制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产权多元化从大量的竞争性领域退身，一心一意做该由它去做且必须做好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自身职能转型与国企改制又互为因果。所见，不管郎先生是有意识抑或无意识，其反复主张的“经理万能论”却将重要问题一般化，复杂问题简单化，仅把国企改制等同于提高国企的经营绩效尔尔。
提醒郎先生，讨论中国经济问题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经济理论，而务必要用“政治经济学”。请郎先生注意，国企产权革命不是那些借改制侵吞国有资产的“鼠辈”们在鼓噪，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在全力推进。郎先生不妨耐着性子学学十五大、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那里面对国企改制都说了些什么？去夏以来，郎先生一直痛斥国资在改制中大量流失并没有错，但真理与谬误常只有半步之遥，您试图以职业经理人制度取代国企产权改革，那就走远了。郎先生一妨再想一想，若采用职业经理人制度就可革除国企的沉疴，那么中国的国企改革何以进行的如此艰难－－难道这世上就数您最聪明？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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