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他几天不看新闻，定要找时间恶补，因为他关心国家大事；尽管住着100多万元的房子，开着40多万元的车子，但他很怕沦为“行尸走肉”。最近，他起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餐饮票据管理法（草案）》，把公民个人的权利演绎到极致―――
一位公民的国家大事
律师韩传华突然成了新闻人物。
不久前，长沙一家宾馆的餐桌上，有人提起他：“一个律师起草了一部餐饮票据管理法，说是要遏制公款吃喝。”“管用吗？”同桌的人问。
几乎同时，在北京一张餐桌上，也有人提起他：“一个律师起草了一部法律，还要征集全国人大代表签名，真有点异想天开。”
这位“异想天开”的律师今年44岁，有些发福。衬衫、西裤、皮鞋、领带，发型规矩齐整。他在北京东二环边上一幢29层高的写字楼里上班，毗邻外交部。
5月初，韩传华在《南方周末》读到一篇评论《亮出你公款吃喝的菜单》，心中一动。当时，他手头正“设计”着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餐饮票据管理法（草案）》，已断断续续写了两个月。看罢评论，他一鼓作气，将“草案”结了尾。然后，便按照报眉上的联系地址，用电子邮件传了过去。
草拟这份法律“草案”，没有任何部门委托，只是韩传华在工作之余的“灵机一动”。今年“两会”期间，韩传华从新闻里看到，不少人大代表纷纷提交议案。“好多议案，明显是拍着脑袋想出来的。”他蹙着眉头说，“搞100个这样的议案，都不如扎扎实实弄一个议案。”
这只不过是诱因。其实，通过制定一部餐饮票据管理法来遏制公款吃喝的想法，早在韩传华心中盘算了很久。他见过一顿几万元的公款吃喝。“少吃一顿，就可捐建一座希望小学；省一道菜，就可供养几个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他痛心地说。
办案中，韩传华注意到，有人常借报销餐饮票据之名行贪污、侵占之实：请领导吃饭，顺便再要两条好烟纳入自己腰包，一并开成餐费；本来消费500元，开票时却加个“0”变成了5000元；甚至，有人泡桑拿、找小姐，也要开餐票。在他代理过的一个案子中，有问题的票据金额达十几万元，但拿到公安局，却很难一张张查证。
不但有朋友来找他要发票，更猖狂的，是地铁口、立交桥下经常有人鬼鬼祟祟凑过来问他：“发票要吗？”
“餐票是个巨大的财政漏斗，纳税人的钱，不知不觉就从这里流走了。”韩传华说，“而我们的法律，对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行为无能为力。”
所以，韩传华设计“草案”的基本思路是用“公开透明”来遏制公款吃喝。比如：公款请客报销需附菜单和用餐人员名单，一是方便日后查证，二是领导被请饭时就会考虑是否愿意被记录在案。
腐败、权钱交易，都离不开交往，而交往最简单也最普遍的形式便是吃喝。“吃喝多了，所谓交情就加深了。交情加深了，就可以交易了。”因此，韩传华认定，遏制公款吃喝，可以减少交易。
两个月里，韩传华对每条条款，“翻来覆去地推敲，看有没有漏洞，会不会让人绕过去或者可以规避，执行起来会不会烦琐”。最后，这份4700多字7章47个条款的“草案”终于完工。
《南方周末》在刊发“草案”时加了编者按：“这是一篇特殊的言论。有关方面能否采纳、采纳多少，是我们关心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重视字里行间所充溢的作者渴望国家文明进步的热忱。作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扎扎实实在思索在行动。”
韩传华的行为引发了讨论。有评论说，“以为靠给餐饮票据立法就能有效遏制公款吃喝……这有点像是‘天真的梦话’”，也有评论说韩传华是舍本逐末。
而一些陌生的支持者则发来短信称赞：“以知识和行动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谨向韩律师致以一个公民的崇高敬意。”
有媒体这样评价他：“公民如何参与立法，律师韩传华拓展了你的想像……这个举动告知了一点：公民，如果你渴望法治，就从使用手中的权利开始……从这个角度讲，韩传华的惊人之举极具光辉的启蒙意义。”
如此宏大的意义，似乎超出了韩传华的初衷。
“就像一个爱好文学的人写了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歌一样。”韩传华说。他不过是设计了一个法律作品。如果不是读到《南方周末》那篇评论，这件“作品”也许还没有结尾，或者结尾了，至今还存在电脑里。而那天，他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点了一下鼠标。
作为佐证，他又从电脑里翻出另一件“作品”。在“孙志刚事件”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宣布废止，韩传华在电脑里敲了不到500字的小短文，记录下他两年前的思考：“因一事件、因一舆论所引起的快捷立法，虽然在西方国家的立法史上屡见不鲜，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史上，此是第一例。此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立法史上树立了一个丰碑。”
韩传华所谓的“民主立法”，是“由舆论引起的立法，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政治的需要”，“这样的立法才更能体现民主”。
“只要民意需要这个立法，就不应该管是谁提出来的，也不应该管是不是在立法规划之内。”韩传华一句一顿地说。
而这件提出了“民主立法”的小作品，至今还躺在电脑的某个目录下，几乎被遗忘。
他爱好搞这样的“作品”。1980年前后，韩传华还是武汉大学哲学系大三学生时，就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建议取消布票。一段时间后，他收到了来自商业部的回信，手写满满一页，盖着商业部的大印，解释为什么不能取消布票。但事实上，没过多久，布票便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1984年，韩传华已是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硕士生，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投到一家报社，文章主张修宪，建议在当时的宪法中加入“私营经济”的表述，还主张加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久，他收到了退稿信，信中称他的观点“太过激进”。
“我认为这是我写过的最好的一篇论文！”韩传华说，只是没有发表，原稿也已找不到了。
做这些事情，韩传华自称并未想过“要怎样怎样”，只是工作之余的一点“公益心”。“我有这个想法，又有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工作之余又有这个时间，那我就去做了呗。”他表现得相当低调。
4年前，韩传华放弃了原本在海南打下的“江山”，决定移居北京。孩子上学、本人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便将一家子“像打了个集装箱”，一并运到北京。
现在，韩传华已是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每天开着40多万元的轿车，住着100多万元的房子。
“生活没有压力”的韩传华，很关心国家大事。出外游玩几天，回家后他一定要恶补这几天内错过的新闻。“这样就不会跟社会脱节，心里就不慌。”
有人说：“第一，关心国家大事未必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第二，国家大事不会因为你关心而发生改变。”
对此，韩律师反驳道：“但是每个人不能因为没有用就放弃思考。”
“我没有决策权，实现建议权也很难。但我还是要了解国家走势，掌握国家的脉搏，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强调。
“不了解国家走势，不掌握国家脉搏，又能怎样？”有人追问。
“那我会觉得活得没意思，没意义，知道吧！”律师憋了半晌，挑高声调说。原本搁在办公桌上的胳臂“腾”地弹开去，“我们应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从公民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走势，至少这样，我会觉得充实一点。”
“可是你住着100多万的房子，开着40多万的车子，还会没意义？”
“那是！难道你是行尸走肉吗？”律师吼道。
韩律师的办公室大约6平方米，他的办公椅只需转过90度，便正对窗外矗立着的数幢写字楼，那些写字楼内不知有多少个这样的办公室，坐着多少穿衬衫打领带的人。
韩传华说：“100个人里，也许只有1个人会有想法；100个有想法的人里，也许只有1个人会去做。”
韩传华在报纸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和E－mail地址，希望这个“草案”能得到30名以上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
“这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能不能走到最后一步，路还长着呢。”韩传华说。他为此设计了两条“路线”：如果能征集到30位以上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那么便争取将“草案”交到国务院，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如果征集不到，那么自己将组织一次专家论证，之后将“草案”交给民主党派由其向上提交。
这些工作，他只打算在工作以外的空暇时间内完成，而不会“全身心”地去推动“草案”变成法律。
“为什么不呢？”
“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律师叫了起来。这是他的哲学，“不要完全陷进国家大事里头去，否则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本来的意义。”他并不打算“全身心”投入，而放弃自己周末带家人郊游的爱好。
“不要像堂吉诃德那样单枪匹马地去战风车，整天被虚无缥缈的理念鼓动着，这是不正常的。”韩传华继续阐述着他的哲学，“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的本职，然后再有一点公益心，国家就强大了。”
不过，令韩传华感到失望的是，“草案”见报后，至今没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与他联系。“我想他们都很忙吧。”韩传华说。倒是有一两百位读者给他写信、打电话、发短信。
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财务总监，给韩传华寄来满满四页纸的信。这位对酒店内公款消费财务结算了如指掌的人士，仔细研究“草案”后，指出其中某些不完善的条款。
“也许我的看法会被酒店行业斥为背叛，但本人只想对文明进程尽一些绵薄之力。”这位财务总监信中说。
搜狗(www.sogou.com)搜索:“公民”,共找到
9,366,569
个相关网页.
（ 责任编辑：田瑛 ）
收藏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