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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评论■徐冰
“如果两家厂商在一个城市的每条街道上都架设电线，一家厂商将电力输送到一个家庭，另一家厂商将电力输送到其隔壁的家庭，那将是缺乏效率的。同样，大多数地方都只有一家砾石厂或混凝土厂。这些情况都称为自然垄断。”
这是斯蒂格利茨那本著名的教材《经济学》（第二版中文版）中的一句话。
想起这句话是缘于《羊城晚报》６月２７日的一篇名为《深圳特许经营授权，公用事业改革变企业垄断？》的报道。
该报道说，在对公用事业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进行大量探索后，《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草案》目前进入立法程序的关键阶段。下月，《条例（草案）》将提交市四届人大常委会首次会议进行二审。
报道说，今年２月，这部《条例（草案）》在深圳市首次提交人大审议。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引来社会各界的争论以至抨击。人们质疑，这样的特许经营会不会把政府的行政垄断变成企业的经济垄断？市民的公共利益能否得到保障？
从报道得知，深圳的公用事业改革走在全国前面，水、电、燃气等五家公用事业企业都已完成改制，并从政府得到了特许经营授权。从２００２年下半年开始，水务、燃气、公交、电力等市政公用事业中，进行国际招标，引入战略投资者。２００４年底，五家试点公用事业国企通过“招募”形式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工作基本结束。
在此次国际招标招募中，燃气集团取得了在深圳市范围内经营管道气３０年的特许经营权，水务集团也获得５０年的特许经营权。
“争论”或者说“抨击”也就此展开，主要集中于两点：一、“特许”的期限是否过长？二、政府垄断是否“改革”成了企业垄断？
在我国，公用事业改革的确属于全新的领域。从国家大包大揽改革为引入经济学的思维，引入社会资金，就大的方向而言，深圳的探索应当是一个进步。
但正如“争论”或者说“抨击”所质疑的，深圳将某一领域的“特许经营权”只授予一家公司的做法，也的确存在政府垄断“改革”成了企业垄断的风险。
在水、电等公用事业领域，自然垄断的情况并不鲜见。为何如此？用斯蒂格利茨教材中的解释就是：“如果在一个行业中只有一家厂商，其生产成本可能比较低，这种情况就是自然垄断。”但他同时还说，“自然垄断提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政策问题。”简单说，政府既不希望自然垄断的企业赔钱为人民服务，又不愿意它依靠自然的垄断要高价。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
这当然是一个消费者都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却不是自然垄断的企业所希望的结果。不难理解，假如政府对自然垄断的企业没有什么好办法，假如某一行业只有一个企业，改革“政府垄断”的结果，就必然是“企业垄断”。而这，也就是深圳公用事业改革所面临的风险。
如何解决这种风险？斯蒂格利茨在其教材中给出了三种办法：国有化、规制、鼓励竞争。
国有化。尽管就斯蒂格利茨看来，国有化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这恰恰是深圳乃至很多地方所要改革的。笔者虽然也不否认国有化也并不是毫无效率，但因其成功的几率太低，失败的几率却太大，所以，这一办法还是不用为好。
规制。大体是对自然垄断企业的产品价格进行干预，这是公用事业领域政府经常采用的办法。在深圳的《条例（草案）》里也有这样的思路。但斯蒂格利茨也提供了关于规制的两种批评意见。一是，规制经常采用低效率的形式。二是，规制机构偏离了公共利益。所谓“规制俘虏”，规制官员经常被拖入规制对象的阵营。在我国常见的就是，一些管企业的官员，一旦下海，经常选择那些他原来管的企业。而那些企业为何特别青睐原来管它们的人？道理也实在太明显。
鼓励竞争。斯蒂格利茨在其书中说，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由于许多政府相信，无论竞争多么不完全，也比规制好，因而开始放松了规制的进程。但从报道看，深圳的做法却正好相反，不是鼓励竞争，而是鼓励集中。当然，在一些自然垄断的领域，潜在竞争虽然未必就能够使服务质量上升价格下降，可不给有关企业以竞争的机会，基本可以肯定：自然垄断的企业，服务质量一定下降，价格一定上升。尽管深圳的《条例（草案）》里，也给出了企业的退出规定，但对想参与竞争的企业以及对已经取得“特许”的企业而言，看不出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总之，对《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草案》所透露的改革思路，同那些质疑的声音一样，笔者也比较悲观。就公用事业操作方式，虽然目前世界上也难说有特别成功的例子，但尽可能鼓励竞争显然被广泛认可。具体到水务，尽管斯蒂格利茨在其书中也写道，放松规制目前尚未扩展到自来水等自然垄断行业，但他的《经济学》（第二版）译介到我国也已５年了，这期间，在水务改革上是否已有比较成功的例子？如果有，老斯该如何修改他的书？如果没有，是否就该放弃鼓励竞争的改革尝试？何况，深圳之所以要动公用事业的脑筋，最有力的理由就是改革。
但改革是用新垄断代替旧垄断吗？
（ 责任编辑：魏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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