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为:中国的发展不能仅依靠人口红利
不久前,周其仁教授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鼓吹他的“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他提到许多人对“中国卖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驾空客”的事实感到痛心。 并特别提到“更有一位自称‘海外自由派’的美国华裔教授,跨洋越海发表了‘中国不能永远给世界打工’的声明。”在他看来,这些痛心疾首的看法表达的无非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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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妨自报家门,声明自己就是那位“海外自由派”。可惜周教授对我讲的话未免有些断章取义。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衬衫换空客”。以中国目前的状况,不用衬衫换用什么换呢?我对欧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同样嗤之以鼻。我当然更不反对中国现在为世界打工。我强调的是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我两年多前写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文章,最近同名的书也已经出版。不论是在文章还是书中,都没有讨论“衬衫换空客”的事情。
我书中的核心主张是:中国的问题必须用充分的市场竞争来解决。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就必须注意保护一般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即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不能以恶化老百姓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为代价来为大企业或外资“改善投资环境”。政府要像对待外资那样对待老百姓的小小夫妻店,要像对待外宾那样对待自己的公民。只有这样,本土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崛起,产业才会升级,中国人才不会“永远”为世界打工。
我和周教授一样相信市场,也为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就叫好。不过,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周教授反复论证的是现实的合理性。他是为现状辩护的经济学家。我则着重分析现实中的问题、在目前的繁荣中潜在的危机。换句话说,他是向后看的经济学家,动不动就回首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很了不起!我则向前看,看看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什么陷阱等着我们。
周教授是经济学家,其乐观精神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一年多以前在媒体撰文,认同张五常的说法,认为2022年中国的人均GDP就有和美国叫板的实力。这无异于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60多倍!在我看来,这种乐观已经到了喝醉了的状态。我以研究历史为本业。对照历史,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虽然不错,但还比不上许多发达国家当年的经济起飞。比如,日本战后经济起飞25年,到1970年前后,已经出现了一系列世界顶尖的企业,如索尼、东芝等等。中国经济起飞同样25年多了,哪里有世界顶尖的企业?为什么我们还只能为世界打工?这难道不值得关注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目前虽然经济繁荣,但经济运转还是缺乏效率,过度依靠投资而非创意来驱动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享受着巨大的人口红利,有的是人,有的是力气,可以给世界不停地缝衬衫。但是,这样廉价、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苦力,能卖多久?再过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开始,必须要求人均创造较高的附加值才能养活大比例的被抚养人口。而要创造人均的高附加值,就不能仅靠给人家打工、挣最低的工资,还必须当老板、赚大头。可是如今,我们当老板的影子还没有。往前看看,打工的好日子只有15年,过一天少一天。这能让人睡得着觉吗?
周教授也许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份上。我则说,看看日本,战后起步时和我们一样穷,人家25年走到给世界当老板的地步。我们大概走35年也到不了那里。这证明我们的体制有问题。中国经济,就像一个人一样。年轻时没有钱可以卖力气吃饭。但你必须保证等你卖不动力气时能够靠不卖力气而吃饭。你必须为未来作准备。这就是我要探讨的问题。
可惜,周先生不仅不去唤醒公众的危机感,反而督促大家放心地在目前的山上放声歌唱:“认真看看脚下的中国之山吧。她是那样的景色迥异,多姿多彩。”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我看中国这座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很大,很壮观,但也很单一,打工仔太多,老板太少。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购买力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一座大山里,竟连一家世界顶尖级企业也没有,哪里说得上什么多姿多彩?
中国的经济,如今就像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身强力壮,能不停地给人家扛大包。周教授为他叫好:有活儿就去干,扛得越多越好,这样下去你一定会了不起的!我则会对他说:年轻人,现在没办法只能卖力气,但总这样卖下去不是个办法。想办法缩短扛大包的时间,抽空读读书吧。这个年轻人应该听谁的呢?相信读者应该有个判断。
行文至此,不禁想对国内的“自由派”提出一些忠告。在改革之初,“自由派”在普及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方面功不可没。他们的成就,源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但是,“自由派”必须小心不要成为自己的成功的受害者。当一些“自由派”的理念得以实施后,“自由派”容易弹冠相庆,从对现实的批判转向为现实辩护,甚至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失去了批判精神,自由就失去了创意和公信。我之所以自称“海外自由派”,就是因为我依然秉承自由主义的理念,但希望和“歌德式”的“自由派”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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