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林喆 魏玮
    *ST春花和协和干细胞六年的坎坷,一个能造福无数人的朝阳产业惹出的诸多纷争,其实是中国科研产业化各种制度性缺陷的一个缩影。
    各种股权纠纷,说到底其实就是争一个“钱”字,社会资金蜂拥而至,不为成事来,只为分钱去。上市公司为了盈利途径找到了协和干细胞,其他资本也因为逐利而希望控制上市公司。
    而这块肉并不是那么好吃的。被忽视的,是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极大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知识产权风险我们按下不表,单说投入风险。有关专家指出,无论是银行,还是大企业的财务总监,都无力对付科研成果商业化、产业化过程中给投资决策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
    业内专家指出,硅谷之所以没有诞生在中国,也正是因为中国还缺乏一个条件适宜的温床。中国的科研产业化之路上困难依然很多。
    对失败的恐惧导致了投资方急功近利的行为,对资金的渴望使得科研型企业受制于人,这就是中国应用型科研融资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
    在促成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呼吁声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对政府和政府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要求;然而同时需要关注的,还有建立科技开发风险投资,开办科技保险业务、信托业务、科技成果租赁业务等目前体制上的空白。
    在这方面,美国的成功经验或许值得我们深思。华尔街和硅谷的“情缘”造就了美国相关产业的繁荣,而他们对于风险的认识和控制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让一家非专业风险投资公司来承担一个初创型产业公司的孵化和助跑,实在让当事人惶惶然。*ST春花和协和干细胞的关系便陷入了这一困境之中。
    所以有识之士呼吁,中国亟须发展自己的风险投资业务体系,对科技风投的项目建立分类、评级机制,使之既能囊括所有的科技领域,又能明确风险和收益归属;既能容忍失败,总体上又能获利;并且赚钱后不再做守财奴,而是积极投入到再研究、再生产中去。而不仅仅局限于急功近利式地圈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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