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抓住人口下降带来的制度契机

　　最近关于“人口红利”的讨论甚是热烈，社科院更是发表报告说，我国人口红利可能耗竭，劳动力2009年将普遍短缺。另有报道说，中国人口将在2040年左右达到顶峰，随后缓慢下降。中国也将不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我称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意义不可小视。以中国目前的生态水平，人口早已严重超载。人口下降，将大大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人与人、人与国家的政治社会关系，也可能由此改变。只是这后一种关系的改变，需要有良好的制度框架作为准备。

　　欧洲在十四世纪受黑死病的袭击，人口大降。有学者估计，1300年欧洲人口为7300万，1350年则仅剩5100万，到1400年进一步下降到4500万。一个世纪，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一，直到1550年才恢复到了7800万的水平。英格兰的人口在1348年时为370多万，到1400年仅剩210万，损失三分之一强，到1603年才恢复到370多万的水平。当然，这里不排除黑死病后人口统计效率下降，乃至少报数字的可能。不过，欧洲人口的急剧下降，也是不争之事实。

　　在黑死病之前，欧洲经历了商业革命，人口上涨，资源紧张，引起物价上升，劳动力价格下降。急剧的人口下降，使得大批耕地被弃置，由于资源充裕，劳动力反而成为稀缺资源而变得特别昂贵，由此改变了社会中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平衡，酝酿了制度的变革。

　　在人口过剩期间，土地的增值和劳动力的贬值，使掌握着土地的领主增加了其政治和经济权力。人口下跌后，土廉人贵，领主但求地不要抛荒，只收很少的地租，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大增。同时，劳动力的昂贵，也刺激了节省人工的技术的发展。所以，一些历史学家把黑死病视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从黑死病中恢复过来的欧洲，很快就进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把整个世界带入了现代。

　　不过，并非所有地区都受益于这一冷血式的“人口红利”。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和尼德兰地区最先走入近代，东欧地区则并无本质的变化。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英格兰和尼德兰的小民百姓，借对自己有利的人口变动从统治集团中争取了更多权利和自由。而在东欧地区，统治集团则进一步加强了对老百姓的控制。

　　这两种不同的反应，又源于制度框架的不同。西欧在黑死病前已经发展出参与性的政治程序，比如英格兰的国王法庭和领主法庭都有陪审制度，断案要有公理，不是一个权威独断。黑死病后统治集团四分五裂，又使下层有机可乘。比如英格兰的佃农，趁劳动力稀缺时和领主定下了优惠的租金。这一租金常常是终身的甚至是继承性的，并受传统的习俗和法律的尊重。等经济恢复，人口上涨，物价高腾时，这一固定租金的实际价值已经微不足道，成为象征性的。佃农近乎无偿使用土地，并利用食物价格的上涨大发其财。领主想退佃增租，佃农则把官司打到国王法庭。而希望削弱领主权力的国王法庭，常常站到佃农一边，使佃农借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捍卫了自己的“传统权利”。正是他们，利用在这种优惠条件下赚的“第一桶金”，发展成资本主义农场主，刺激出一场“农业革命”。

　　反观东欧，事先没有参与性的政治程序。黑死病后，统治集团也没有分裂。人口一少，统治者索性加强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为土地有的是，领主对劳动力又有强制性的权力，根本不用操心改善技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东欧也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中国本世纪将可能出现的人口下降，固然不能和十四世纪欧洲的剧烈人口震荡相比。不过，欧洲的经验以最戏剧性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人口变动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很有参照意义。

　　中国目前的经济奇迹，所依赖的最大资源就是廉价劳动力。但是，在人口下降，特别是马上就要出现老龄化的状态下，不仅劳动力有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价值(这一点已经被社科院发表的劳动力短缺的报告所证实)，劳动力的生存成本(包括抚养老人的成本)也会提高。劳动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瓦解了我们目前经济增长的基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同时，当“工作找人”取代了“人找工作”的局面时，劳动者手里的砝码就多了。如果他们能借机要来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就会像英格兰在黑死病后的发展那样，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长久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我早就一再强调，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单一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是，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尝到甜头后，更无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甚至希望通过抑制他们的权利要求来压低劳动力的成本。他们口口声声的产权，从来指的是资本而不是劳动所得。这种靠剥夺老百姓政治权利而压低的劳动力成本，惯坏了企业，使它们像当年东欧的领主那样，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结果，至今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的企业，也没有为以较高的劳动力价格进行国际竞争做好准备。所以，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地完成人口下降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就特别让人担心。

　　如前所述，人口下降并不会自动地给我们带来好的制度。我们必须自己为创造好的制度做准备。这种准备有两方面：第一是扩展老百姓的政治参与；第二是打破利益集团的同盟。最近我一方面支持网络民意的政治参与，一方面抨击主流经济学家，试图打破政经学三位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历史意识。

　　(作者系知名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