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求“中国资本”战略布局的新思维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金融资本流动速度的加快，大型跨国产业资本对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程度的提高，跨国商业资本对全球市场整合程度的加深，都对中国今后实现和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都需要我们用新思维来审视全球经济结构失衡背景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中国经济：从“棋局”到“沙盘”

　　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之道无外乎两点：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而且两者是互相作用，交织在一起的，只是在不同客观环境下，解题之道的表现不同。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资源的惟一控制者（实际上的拥有者），经济的布局和发展如同政府手中的一盘“棋”，而下棋者也只有政府一人，因此规则的制定、决策的执行和风险的承担自然都集中在政府身上。一个人的棋局严重制约了每粒棋子的活性，剪刀差、价格控制、利润上交、户籍等一系列政策及制度构成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其副产品则是总量短缺和效率难以持续提高。

　　与之相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更像一盘“沙”，但是盘中的沙粒不是处于无序的原生状态，而是在前期形成的体系基础上，由市场——看不见的手——配置形成一种秩序（结构）。在打破原有利益格局的同时，极大地激发了沙粒的活性，带来的是总量短缺局面的结束和个体效率的提高。在此发展模式中，政府变为了“沙盘”的维护者、引导者。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正是遵循“先破后立”的思维逐步推进，即破除旧体制的束缚，激发市场的活性，采取的路径则是以增量带动存量，解决总量不足的矛盾和进行结构调整。

　　经过近３０年的改革，我们基本完成了从“棋局”到“沙盘”的转变。

　　资源稀缺和知识有限双重约束下的资本矛盾外化为内外经济结构失衡

　　经济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数以万亿的已分不清国界、民族性的产业、商业、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全球的配置范围，现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推广，带来的副产品就是在种族主义、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文明差异等外衣遮蔽之下的资本矛盾的凸显，突出表现为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美国化之间的冲突。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矛盾对外表现为以中国威胁论、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认、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为形式的“中”、“外”资本之间的矛盾激化；对内则表现为以环境恶化、分配不公、失业增加、福利缺失等为形式的“大”、“小”资本之间的矛盾激化，归结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内外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因此，对于在资源稀缺和知识有限双重约束下的资本矛盾外化为内外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反思。

　　（一）改革早期因体制变革带来的“帕累托改进”到“希克斯改进”变革下由生产要素瓶颈制约引发的生产力方面的重新思考

　　一直以来，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来解放生产力的思路主导着改革路径的选择。改革初期，在体制变革因素的推动之下，各生产要素拟合度快速提升，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但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分配机制的调整，改革路径逐渐向“希克斯改进”转变。在此种背景之下，单纯的仅靠体制性变革带动内部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提高，能否完成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各项任务，需要重新思考。

　　（二）工业化路径下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并存引发的对可持续发展的重新思考

　　一直以来，通过有效吸收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各种经验和教训，缩短发展初期的迂回周期，即所谓的后发优势，被发展中国家所称道；但鉴于风险防范、管理机制以及人文素养难以在短时期内产生质变，致使社会发展部分环节产生脱节，即出现所谓的后发劣势。面对工业化路径下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并存的局面，如何实现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重新思考。

　　（三）利益格局调整引发的对利益诉求机制的重新思考

　　随着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机制改变，我们已完成了由贫穷的“公平”到差距扩大的“效率”转变，但如何从“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则是今后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蛋糕不断做大，低层次的总量问题得以扭转，国人已从单纯的对自身经济利益诉求，上升为公民各项权利诉求。同时，随着威权时代的结束，人们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利益意识日益增强，特别是利益格局逐渐多元化，使得传统的诉求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多元主体的发展需求。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穷人的富国”同样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对利益格局调整引发的利益诉求机制的修正，需要重新思考。

　　（四）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格局变化引发的抵御内外重大危机机制的重新思考

　　全球金融深化带来的金融危机、工业化模式扩张带来的能源危机、资源全球配置加深带来的民族冲突以及现代民主进程的推进带来的公共安全危机等，都需要现代国家构建强大的应急机制。虽然我们已从１０年前亚洲金融危机、６年前的“９·１１”事件、４年前的ＳＡＲＳ风波等危机的伤痛走出，但是对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格局变化背景下抵御内外重大危机的机制，需要重新思考。

　　尽快实现“中国资本”的战略布局

　　如何化解资源短缺和知识有限的双重约束下资本矛盾的不断激化？笔者认为，仅仅依靠内部体制性变革已不能适应当前新环境的变化，必须积极稳妥地谋求“中国资本”的战略布局，以实现生产力方面的突破和大发展，抓住发展战略机遇期内新的增长点，进而助推外部生产关系朝有利于内部发展的方向调整，方可真正解决内外结构性失衡问题。

　　（一）谋求“中国资本”的内部战略布局

　　一是通过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和滨海新区建设来化解区域之间矛盾；二是通过划定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为国有经济绝对控制领域，来推进产业升级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三是通过划分四大主体功能区、提高环保技术标准、环境成本企业内部化等策略，来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四是通过加大财力支持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加强税收二次分配和调控经济的功能，来化解分配不公的矛盾。

　　（二）谋求“中国资本”的外部战略布局

　　一是通过类似“中非论坛”、区域性紧密合作等策略，来加强“南南合作”，提升中国在“南北对话”中的分量；二是通过增加石油、天然气、矿产的外部获取，来建立资源储备池；三是通过积极开拓外汇储备的运用渠道，来提高中、外部资本的融合度；四是通过调整贸易伙伴、转变贸易方式等策略，来平衡外部经济结构。

　　（三）谋求内外战略布局的连通

　　一是积极塑造和培养本土跨国公司，并积极推进“走出去”的战略，通过股权并购、绿地投资等方式，不断提高中外产业资本的融合度，搭建连通内外产业链的实业经济平台，实现我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位置的前移和高端化；二是通过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为代表的“主权资本”的商业化运作，搭建连通内外的金融平台，不断提高中外金融资本的融合度；三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进入和境内战略投资者走出的双向互动，实现内外金融市场互通互连。

　　当然，中国资本的战略布局依然面临着许多障碍，尤其是在外部布局方面，发达国家的干涉（中石油收购美国尤尼科及两次收购俄罗斯石油资源未果）、东道国家的民族情绪、竞争对手的干扰（安大线事件）以及中印之间的“龙象之争”，都会成为这一进程的障碍因素。但随着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战略布局的展开，率先抓住下一轮世界经济新增长点，相信外部约束会随着内外各类资本的逐渐融合而弱化；通过内外互动的调整，结构性失衡问题将会得到遏制和化解。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