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与现实巨大误区：国企分红是道德完胜而市场机制完败

　　——央企享有了廉价的社会资源和垄断的便宜，还利于民是大大的应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付出成本的增加，人们也许会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看似有理实则荒谬的决策。

　　作者简介：叶檀，本刊特约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评论员

　　中国国企的改革面临又一个转折点：国企将结束13年不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历史。

　　央企既然享有了廉价的社会资源以垄断经营的方式发展起来，还利于民是大大的应该。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人们对于央企上缴红利拍手称快，争论的只是上缴比例的问题。人们指责以央企目前1年7000亿左右的利润上缴区区170亿，实在过于小气，现在社保缺口那么大，央企应该像欧美的国企一样将大部分利润上缴国库。

　　这种理论自成逻辑，并且占据道德高地，让人无法反驳。

　　不过，如果用市场逻辑来考虑，央企分红并不那么理直气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付出成本的增加，人们也许会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看似有理实则荒谬的决策。

　　为什么不利用现有的组织架构，以已有的税收与产权多元化之后的股东收益权来平衡央企收益，而非要另起炉灶收取红利？

　　国企改革的主要手段是产权多元化。从1997年国企改革开始找到产权多元化之路，其目的是打破以往铁板一块的百分之百国有控股的产权结构，使国企按照市场要求运作。随着产权多元化变革而来的必然是分配模式的变化，从以往的国企利润全部上缴转变为按照产权比例获得收益，国有股东以出资人身份行使权力和管理业务。

　　也因此，国企收益上缴分成两块，一是像所有企业一样上缴税收，靠垄断资源获利的企业可以像英美等国的企业一样上缴高额资源税作为暴利平抑机制；二是获得股东权益，多出资者多得利。

　　收取国企红利，将强化垄断国企在资本市场上的特殊地位。如果已经上市的央企的国有股东按照公平的股东收益原则，以出资人身份获得红利、获得国有股的交易转让的收益，将使中国资本市场在取消权贵企业的基础上真正净化。而国企上缴红利之后，按照以往的经验，将怀着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心态继续在资本市场上演绎一出又一出的权贵资本圈钱游戏，而政府有了收取红利这一面向全体民众的道德挡箭牌，自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证监会对那些权势显赫、行政级别甚至在自己之上的企业，即便有心监管，也无力回天。

　　目前需要的不是让财政部和国资委掌管红利，而是由审计署进行效益审计，公示收益使用情况。

　　国企红利将用于何处？颁布的文件明确指出将主要用于国企改制，国资委将在国企一盘棋思想的主导下，损有余以补不足。不断有人提出国企红利用于社保等公共支出，到目前为止这基本上是个幻想，社保缺口将来会回到国有股减持的老路上，让全体股民埋单。

　　以欧美国企进行高分红论证中国央企应该进行高分红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表面比较忽视了如下事实，在欧美发达国家国企都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经济中所占权重低，且不以赢利为目的，很少把触角深入到医药、房地产、能源等竞争性领域，因此处于市场体系之外，在国会的严格监督下特殊处理。反观我国国企，数量虽然越来越少，拥有的资源和利润却越来越多，在竞争性市场上处处出击。对于占据利润半壁江山的企业在分配体制上实行行政化的特殊处理，毫无疑问预示着占据中国经济主要资源的企业并未实行市场化，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局面，说明中国的国企改革经过二十多年之后，又回到了原点。

　　最危险的是，国企改革的倒退还延滞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步伐。无论是世界银行、国际投行还是政府部门内的学者，都认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难点但必改之处是资源要素改革，如能源价格市场化。中国要素资源价格迟迟无法实现市场化，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存在形成市场化价格的竞争环境这一基本条件，所谓的要素资源价格改革也就成为垄断企业为刀俎消费者为鱼肉的掠夺游戏。人们之所以反对成品油涨价，并不是不希望要素价格市场化，而是反对将垄断环境下的涨价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混为一谈。

　　国企分红是道德呼声完胜、市场机制完败。国企分红不仅不能做到计划周全、收益公平，相反，还有可能使我们看到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国企垄断加剧，分配过程行政环节增多，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成为对消费者的掠夺。很多人现在支持的正是长期以来所反对的，这是一个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