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央行上调准备金率1% 关注三大焦点

　　汶川大地震后，国内市场的预期发生了微妙变化：首先，由于家园重建、股市振兴和奥运经济繁荣等原因，市场认为宏观调控的力度会减缓。其次，美元降息已告一段落，而我国负利率现象依然存在，市场一度认为，即使要宏观调控，也是央行升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第三，国际石油价格高企、美元指数反弹、外汇储备增加等因素，给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汇率政策???人民币升值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和必要性。而货币政策对外汇占款型流动性过剩和成本输入型通胀问题的治理效果有限。

　　但央行不仅没有放松宏观调控的力度，而且没有放弃数量调整的方法，反而通过一次性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的幅度，向海内外释放了继续采用数量调整方法进行宏观调控的信息。为什么央行此时会做出与市场预期背离的强势举动？从时间纬度上看，有何利弊？

　　首先，国内外汇占款的严峻程度有增无减。新公布的外汇储备数据显示，在贸易顺差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所带来的外汇占款问题并未缓解，流动性过剩随时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由成本型通胀输入所造成的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膨胀。笔者认为，选择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方法对控制货币流动性的效果更直接、更强烈。这次上调准备金率预计能冻结银行贷款资金4500多亿元。尽管中国的物价水平高涨与全球物价上涨密切相关，是属于成本输入型的，但数量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控制企业的投资规模，从而减少其对世界初级产品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其次，灾区家园重建产生不可忽视的投资放大效应。目前，在财政政策的积极推动下，灾区重建正在有序和有规模地进行，但它会带来不可忽视的流动性供给放大的效应，而且其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一旦有问题，等到发现再来应对可能为时过晚。所以，央行此时上调准备金率，正是注意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试图起到配合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效果，从而引导资金真正向灾区重建方向转移，而不会给宏观经济带来进一步的流动性过剩。

　　第三，针对新一轮的中美战略对话，尤其是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升值等核心内容，央行也希望通过此次强有力的数量调整方法，阐明中国政府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判断，并采取相应有效措施的立场。因为，在目前美国次贷风波没有平息，亚洲的越南受到游资冲击，经济问题不断扩大的形势下，贸然要求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另外，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流动性过剩和成本输入型的通胀问题，但从近期越南金融危机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仅仅通过调高本币汇率，并不能够抵御外部通胀对本国产业增长的负面冲击，尤其是在东亚对外依存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下，汇率失去了竞争力，就将导致出口导向型的主干产业面临衰退风险。所以，中国选择调高准备金率的数量调整方法，是充分考虑到了海内外不确定因素后，在众多解决方案中选择的一个迫不得已的“次优”方案。

　　显然，这种“次优”选择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大。如果不及时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深化中国金融业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制度改革，那么，中国经济整体防范外来冲击（如通胀输入、游资投机等）的能力有可能减弱。

　　事实上，中国宏观经济领域一直存在一些难以完全解决的棘手问题。第一，银行的负利率问题。如果这种金融压抑的状态不尽快解决，那么，投资过热、资产泡沫、灰色市场膨胀等问题就无法根治，从而无法完全达到宏观调控的效果。

　　第二，价格信号扭曲的问题。由于数量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实体经济发展在合法渠道上对资金的真实需求，影响了资源配置在价格机制调整下的效率，因此，利用灰色渠道进行高成本、高风险的投融资可能会明显增加，从而导致资金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移，由合法渠道向灰色渠道转移，滋长灰色市场的膨胀，增加政府监管的难度，容易导致经济出现硬着陆。

　　第三，政策市的惯性仍是经济运行的主旋律。市场参与的各个主体，因为市场没有对自身财富的保护机制，因为没有能够准确指导获利和抵御风险的市场价格信号，因此，无法形成正确的投资和消费预期，市场只能跟随政府决策的导向“漂泊”。目前的市场情况和博弈机制，根本无法直接传递政府的真实意图，从而使得中国的“政策市”模式，成为许多经济活动和资源安排的主旋律，大大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使得利率工具的市场传导机制无法发挥资源有效配置的价格信号作用，也迫使政府不得不采用数量调整的方法和相配套的行政命令式窗口指导来完成宏观调控的目标。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来源：文汇报) 搜狐证券声明：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不代表搜狐证券自身观点与立场，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