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安全预警机制亟待建立

　　 笔者看到婴儿“肾结石事件”时，不禁想到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内心极度痛苦，心中不停地拷问：为什么与人民生命息息相关的产品质量就不能在事件发生前或事件发生初期就把事件扼杀在“摇篮”里呢？为什么质监部门不是主动积极地为民服务，而是被动地去“扑火”和“救火”呢？为什么政府“信誓旦旦”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总是在重大事件面前“黯然失色”呢？

　　 从四年前安徽阜阳百余名儿童因吃了劣质奶粉成了“大头娃娃”到今天“三鹿奶粉”引起婴儿“肾结石事件”，再次用事实印证了：我国质监部门和政府没有建立产品质量安全预警，不能防患于未然，只能疲于“救火”；只能在事件严重后承诺严查责任人，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也使得消费者在几经折腾下很受伤，很受伤。

所谓产品质量安全预警就是类似金融和技术风险预警机制，指质量监管部门和相关政府通过转变职能，建成责任政府、公开政府、透明政府和信息政府，要求企业定期报送检测质量，同时还经常“突然袭击”检查企业产品生产环节，同时不定期向消费者发布最放心产品名单；一旦发觉有劣质产品流入市场的迹象，就会积极主动承担责任，迅速出现在“第一事发现场”，提前制订防范政策并且建立促进事态向良性发展的制度体系。这就需要相关政府研究如何防止和规避劣质产品，向消费者提供产品质量信息，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在出现劣质产品导致公共危机事件前就设计防范的方法和手段，理性处理公共危机，变危机为改革机会，变危机为发展动力，以最小代价消除危机。

　　 其实，产品质量安全预警是一种“事前防范行为”，它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解决重大食品安全问题，是一种长效机制，它可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提高政府公信力。然而，从近年来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我国相关政府大都采取“事后补救行为”，以较大的社会成本解决食品安全引起的公共危机，造成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那么如何建立产品质量安全预警机制呢？首先，相关政府主动每日“三省其为”，自觉主动关注产品质量，视质量安全为生命线，接受社会监督，真正变成责任政府、公开政府、透明政府和信息政府。其次，政府要有敏锐的嗅觉，能够嗅到劣质产品的痕迹，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够及时抓住时机驱逐劣质产品，消除重大危机事件。比如２００４年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就是由于政府的麻木和忽视错过了最佳处理期，以致造成巨大代价。最后，政府要建立完善的监管和处罚制度，政府要主动监管，不要等到事件蔓延后才“救火”，要根据政府官员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成本为标准，成本小则奖励，成本大则问责，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倒逼效应”，使得政府官员诚惶诚恐，主动采取“事前防范行为”。对于违规企业一定要立刻停产，并通过媒体向大众宣布不要使用其产品，给予严厉的罚款，同时责令该企业责任人终生不能从事相关产业生产经营活动，绝不给“处理了再生产”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甘肃已经有数十位婴儿患者已经为政府的“事后行为”买单了，而且其他各省仍不断有婴儿患肾结石病例上报，事态仍有蔓延之势。生命无价，现在政府无论如何补救都会给受害人家属留下永远的痛。所以政府必须建立和完善产品质量安全预警机制，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让政府能够在群众面前直起腰板。（２２Ｇ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