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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实施快两年了,从来没有媒体因为业权分配采访我。
早在2004年年底,华远地产开始实施业权分配,即买房人在获得房屋产权的同时,对公共区域和公共设施等部位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公共部分收益物业公司提取法定佣金后,按业权比例返还业主,冲抵下一年的物业费。2006年,华远因此获得了中国消费者协会“2005年度推动商品房诚信建设典型事件”大奖。可惜,4年多了,实施业权分配的企业,还是只有华远地产一家。
我的职务要求我必须为房地产行业说话
中国青年报:业权分配为什么只有华远在做?
任志强:没有硬性的法律约束吧。《物权法》规定公共部分归所有业主共有,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对《物权法》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司法解释,这些都可以引申到业权分配。但谁也不愿意费这个事,因为“共有”怎么分配还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没规定为什么要自找麻烦?何况这对一些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既得利益是个损害,他们在法律空隙中可以占很多便宜,把公共部分的收益全揣自己腰包里。
中国青年报:华远怎么不怕损害自己的利益?这是不是你们的一个营销策略?
任志强:保护业主利益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因为在这个楼盘你是开发商,在那个楼盘可能你就是小业主。我们不仅是为了销售楼盘,其他开发商也可以用啊,我们替业权分配无偿做宣传。业权分配,是给业主分钱,是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你非要片面理解这是华远营销策略,也可以。
中国青年报:在业权分配上,你帮业主维权了,但你平时很多言论都在替开发商说话。
任志强:作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轮值主席,我的职务要求我必须为房地产行业说话。请问哪个协会的管理者不为行业说话?我没有为个别企业说话已经很不错了。
中国青年报:你的同行林少洲说,你敢说话,是因为有底气,你的企业没有大问题。是这样吗?
任志强:这是其一。我如果经受不住考验的话,我就当不了人大代表,也当不了政协委员。现在审查我的人老想找出我的问题,就是找不出来。其二是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研究机构,有大量数据证明的结论,我才敢说。如果我们做不出好的研究报告,我凭什么乱说?
中国青年报:这个报告做几年了?什么人在做?
任志强:从2003年开始,每季度我们都会出一份报告,每年有年报,还有专题报告。我们的研究机构里有30多个博士,包括国家机关、社科院、各大院校、社会研究机构的各种专业人士,需要研究哪些专题就请哪些专家。
全世界哪个国家用“有其屋”解决住房问题了?
中国青年报:你最近说北京豪宅单价5年内超5万元。普通住宅价格呢?
任志强:根本就不该有普通和不普通之分,就叫商品房。如果土地供应量大,房价可能会下跌。最近两年,石家庄房价都是下跌的,就是因为那里实行了巨大的城建计划,他们希望把城市200万人口变成500万人口,这是局部地区土地供过于求的情况。
可是北京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实际土地的供应速度。北京市总体规划在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去年就超过了2000万,到2020年很可能超过2600万。而土地供应量是按人口区划指标分配的,那就意味着到2020年,才给我们1800万人口的居住用地,你想差距有多大?
中国青年报:所以北京房价会一直涨上去?
任志强:工资在涨,GDP在涨,房价不涨就不对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收入增长时房价降低或者不涨,不符合经济规律啊。房地产1984年投资只有300亿元左右,现在投资3万亿元以上,增长了100倍,全国每年的商品房竣工面积却和以前差不多,北京还在下降。房价怎么可能下跌呢?
中国青年报:要成家的年轻人都盼望“有其屋”,房价老这么涨,他们什么时候买得起房?
任志强:全世界哪个国家用“有其屋”解决住房问题了?人均GDP、人均收入比我们高的国家有的是,他们都解决不了所有人“有其屋”,凭什么要在人口最多的中国解决呢?
今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被人大代表修改了一处,就是把“居者有其屋”改成了“居者有其所”。
中国青年报:政府怎么解决“有其所”?建大量廉租房吗?
任志强:政府凭什么要建大量廉租房?廉租房只是保障社会最底层居民的。我们2006年就有专门的调查报告,每个城市只有不到1.5%的家庭需要政府保证。北京市大概才7.4万户,这些人由政府来保障,剩下的人去租房不就完了,干吗非买房?
中国青年报:那是不是就不需要政府做什么了?
任志强:租房,政府也得做事。政府得开放住房金融,要有大量租赁型用地,否则怎么可能有大量租赁房屋呢?现在出让的土地那么贵,投资者没有收益,怎么会去建租赁房?租赁用地应该可以一年一交租金,不用一下子交70年的,保证投资者租得起,就可以开发租赁房了。政府要做的事多了,关键是改变“有其屋”的惯性思维,抓紧出台“有其所”的政策。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