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到下一个三十年末，中国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毫无疑问，都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重大节点上，横贯中国金融业30余年的首任深交所总经理夏斌满怀深情地预言。

　　约30年的金融学术、官员、业界多重身份的转换，横跨货币、资本两个市场的实践，让夏斌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脉络有着格外透彻的感受。

　　谈及此，夏斌认为一定要澄清一个观点。“一直以来，在第二个30年中的不同阶段，包括在80年代初期，总是有人在说金融改革滞后，但是我要反问这些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人均GDP连续保持9.8%的增长，这是海内外人士不得不承认的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如果说金融改革总是滞后的，又该怎样解释这个经济奇迹的取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不否认我国目前的金融业仍存在不少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深化，但也应该同样肯定，中国金融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我们要体会的是，相对于什么叫‘滞后’，而相对于什么我国的金融改革又并‘不滞后’!”

　　夏斌给记者举了个例子。1999年底美国通过《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的时候，很多专家包括一些政府部门高官，据此纷纷高调呼吁要学习美国实行混业经营，“当时我在2000年初提出，中国当前坚持分业经营的原则不能动摇，面临国际金融业竞争压力，我们可以通过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来间接实行混业经营”。现在回过头去看，夏斌颇为感慨地表示，我们的这种滞后其实是正常的、应该是打引号的“滞后”，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还应该看到，通过金融市场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我们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我们的投资者都在不断成熟。”在夏斌看来，今年股市从1700点到3400点反弹的时间明显缩短，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投资者成熟的速度在加快。“在3400点时，很多国外投行还在看4000点时，很多老百姓却恐慌地问我说，还应该不应该进?这其实就说明了市场的理性和成熟。”

　　而对于姗姗迟来的创业板，“老金融”夏斌也给予了足够的理解和支持。“要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个‘过程’，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完的‘过程’。不能因为有些措施体现了改革发展的方向，就认为应该越早推出越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来谈创业板，将来改革中其他新产品的推出时机也必须要看得准!”

　　谈到外汇局刚刚推出的拟将QFII投资上限增至10亿美元的政策时，夏斌表示，“QFII一定要扩大其份额和内容。”所谓扩大内容，他认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逐渐推进，如何运用QFII和QDII的管道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上做点文章，是值得考虑的，“可以和人民币离岸市场相联系来考虑”。据夏斌透露，他正在进行的相关重大研究已进入尾声，有关问题都应与中国金融长期战略的研究相结合思考。而在引进外国证券公司的问题上，他认为，必须把引进外资和资本项下开放这两个概念分开，中国证券市场可以借助外国投行投资者来培养中国自己的大投行，但证券公司允许外资入股并不意味着让他们去吸引国外资金进来炒股。

　　“你想的全是大事”，这是李克强副总理在视察国研中心听完夏斌有关中国金融战略一席话后的赞语。夏斌并没有停留在对30年金融改革成绩的回味中，闲不下来的他，还在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下一个30年潜心规划着。“下一个30年，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我认为中国未来存在两大历史性机遇。”

　　一是中国成为消费大国的历史机遇，中国将成为与世界其他经济大国在经济结构上相吻合的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平衡，高储蓄、低消费。而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恰给我们制造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逼”着我们要采取与过去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所不同的发展方式，走内需的发展道路，使得我们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经济总体实力更加强大。“如果我们再过5年、8年来回顾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我相信到时会说，那是给了中国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这种改变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塑和世界经济稳定的意义，现在是难以估计到的。”

　　第二大历史性机遇是指，在中国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给予了我们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用夏斌的话来说，从1978年到今天的30年中，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但是在被动地、不自觉地下棋。而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金融下一个30年的开始正好与世界金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60年周期相重叠。这个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到现在有60多年，很多矛盾和问题已充分暴露，今后的世界将开始走上重新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新时期。鉴于中国前30年财富实力的积累和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地位的微妙变化，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活动，我们也需要有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知情权和话语权。这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历史机遇的开始。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机遇，恰恰又是中国经济今后又一个30年健康发展的需要。

　　“两个机遇摆在眼前，对于中国走好下一个30年至关重要，一个涉及国内经济、一个涉及国际经济。”夏斌说，“并且这两大历史机遇又是相辅相成的。抓住了向成熟经济体结构特征发展的历史机遇，可以增强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话语权分量。不失时机地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历史机遇，将会大大有利于我们在迈向成熟经济体结构转化中，减少国际间必然会发生的摩擦和阻力。”

　　“对下一个三十年，我充满信心，只要我们自己的政策不出大问题，毋庸置疑，中国的金融市场、证券市场，30年后必然会站在世界的前列，”夏斌说。

　　夏斌的金融业生涯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34岁时的夏斌作为“五道口”的首届优秀硕士生被留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任职。苦干八年后，从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成长为研究所的副所长。1993年初，受命被调往刚刚组建的中国证监会后不久，夏斌即被委任为深交所首任总经理。“玩命”干了近三年，在他的大胆创新下，深交所已撑起了中国内地股市的半壁江山，也给后继者留下了“没有谁大谁小、就看本事大小”的顽强竞争理念。然而，拼命三郎似的工作终于累及健康，夏斌后来隐退回京，过起了“天下股市与我无关的平静日子”。修养十个月后，夏斌重新回到央行，担任核心部门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后任整顿金融时期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2002年9月至今，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潜心专注于学术研究，回归“学人”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