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阳光化”指日可待

　　近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落实审议报告中提出，将争取两到三年后，把中央部门预算向社会公开。虽然与已经在财政预算公开走在前面的若干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两到三年的承诺公开时间并不算短，不过一旦其实现承诺，将意味着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预算决算将不再是一个秘密，需要比照中央政府执行公开。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治理转型任务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初级公共保障水平的福利国家，而财政预算决算公开改革，不但自身是一个执政取信于民的工程，同时更是中央政府在公共福利保障方面的改革获取民信的保证。公共福利改革，比如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需要民众普遍参与的建设项目，没有国家各级政府财政预决算的全面公开，它的可持续运行是有一定难度的。

　　在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层面，当前很多富裕阶层对调节性税收比如遗产税、资本利得税以及财产税（含物业税）的排斥，不在于反对税收项目设置本身，还是担心对税款的最终使用无法监督。在公共保障品供给方面，公民参与其中的动机是“个人风险减低、整体社会的系统性风险也需降低”。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些社保挪用、公积金挪用等案例中，传递出的信息是当个人缴费参与到公共保障项目中后，由于无法跟踪监督，长期的风险也许并没有降低，而对社会系统性风险而言，一个不透明的、无法获得足够监督的公共保障体系，可能还不如公民个人分散储蓄保障的社会系统风险水平低。

　　根据中国现行的主要依靠审计、纪检、信访等内部分散监督的监督体制，未来中国庞大的从中央到县（乡）基层政府的公共福利管理安全，也许会是一个难以避免的挑战。往往越是远离中心城市的政府，由于财力不足、政府治理相对封闭等原因，其财政管理中的“挤占”公共福利的问题或许就更容易发生，而这些地区往往正是需要公共保障制度良性循环、控制社会和区域系统性风险的地区。而在那些人大积极参与监督、媒体和其他公众代表积极参与监督的地区政府，例如广州，民众的信任程度则相对较高。

　　在以往的政府财政预决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有一些官员以“所谓秘密领域”，比如涉及外交（外事）、国防等，成为反对财政公开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同中央的精神是背离的。但事实上，在这些领域之外，还有更多一般性政府行政开支、公共福利保障开支等不涉及安全领域，其财政预算和决算，可以尽早向社会全面公开。比如在中央本级预算中，行政费用开支的比例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项目。此外，在当前各级人大会议期间，人大代表可以审议的详细预算编制报告和部门预决算说明等，同样可以及早向社会全面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