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阴雪
一边是土地市场地王频出，一边是两位地产大佬醋意颇浓的互相调侃。这一周，北京的地产市场可谓热闹异常。
“华远拍地再次以失败告终。”3月15日中午，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自己的微博上宣布，自2001年起华远在所有的公开拍卖中都只有失败，“我们无法承受这样
“不是你的无能，是央企太有钱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如此回复并安慰任志强，同时还不忘挖苦道，“在高价地面前，（任志强）低下了那永远坚强、高昂着的头。”
调侃的背后，是3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大望京村环境整治土地储备项目1号地被远洋地产旗下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以27529元/平方米的平均楼面价摘得，创下截至当时的北京土地单价“地王”。而在竞价现场，手拿“12”号牌的华远地产则在竞价的前半程就败下阵来。据潘石屹透露：“（华远地产）举牌举到每平方米一万多元就再不敢举了。”
而由此引发的，是土地市场中“央企凶猛”的甚嚣尘上。
“不公平的竞争”？
自从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似乎就与“地王”二字有了天然的联系。
在2009年的土地市场，保利、中海、华侨城、中信、中化等央企就已成为北京、深圳、天津、南京等全国多个城市“地王”的制造者。
而进入2010年，北京总价和单价地王的纪录又被两家央企——中信集团旗下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旗下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同一天时间里接连刷新。
一个又一个央企地王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土地供求关系范畴。“央企应退出商品房市场，更多地参与保障性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大声疾呼。在邹晓云看来，土地市场的竞争中，央企与普通房企根本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央企获得资源的能力非常强，国家政策、资源配置、融资渠道、银行贷款的倾斜和支持，再加上他们所拥有的非常发达的市场网络，使得央企和一般的私企或民企比起来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这在某些时候甚至是一种杀伤力。”邹晓云认为，这是极为不公平的。
同在北京国企任职的任志强印证了这一说法。任志强所在的华远地产母公司华远集团只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100%控股的企业，而这与那些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大型中央企业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华远集团能为华远地产所做的担保大约为30个亿，而央企动辄百亿，根本没法比。”
任志强进而指出，在金融资源的配置方面，“非央企融资的主要手段是银行贷款，这个成本会比较高，央企则可以通过融资票据，成本远低于银行贷款。这样下来，两者的融资成本差距会达到四五个点之多。”
任志强透露，目前华远地产手握现金约有30个亿，总资产约为50亿元，银行授信20亿~30亿元，“按道理在北京拿一块地也是小有余地的”。而斩断华远“拿地梦”的是集香港上市公司与央企背景于一身的远洋地产，其总裁李明此前在谈到今年的发展战略时曾表示，计划拿出200亿以上资金用来吸收新的土储，目前可动用的资金在400亿以上。
显而易见，其资金实力果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一线城市国企聚集，二线城市名企搏杀
其实，在北京土地市场失落的远不止华远地产一家。在本周的土地竞拍现场，记者看到了万科、金地、富力、绿地、金融街等传统意义上的知名房地产企业的身影，而他们均无一斩获。
于是，有业内人士预测，今后的土地市场将可能形成一线城市国企聚集，二线城市名企搏杀的现象。
北京中原三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就分析认为，由于实体经济尚未完全好转，央企宽裕的资金无处投资，在楼市的暴涨、暴利吸引下，部分之前并未涉及房地产业务的央企和国企也在进入土地市场。与此同时，在高首付政策的影响下，私营、民营房企已无力竞争。
而一些具有标杆意义的房企发展轨迹似乎印证了这一判断。
万科在2009年年报中表示，其在项目获取上已更加谨慎，“在部分房价、地价上涨较快的城市，公司坚持‘宁可错过，决不拿错’的原则，规避了竞争过于激烈的地块。2009年公司新增项目44个，大多数位于房价上涨较少、自住需求占主导地位的二三线城市。”
有迹象显示，在2010年，万科仍然秉持着上述原则。在3月初万科公布的2010年新增加的11个项目中，除了3个上海地块外，其余8个均位于沈阳、昆明、西安、福州等二三线城市。
无独有偶，在2009年金地新增土地面积中，二三线城市占据了81.9%的比例。从2010年的规划看，金地年度经营计划主要开发项目43个，主要集中在天津、南京、沈阳、西安、东莞等二三线城市。
“我的50个亿算什么，在一线城市也就是一块地的钱而已。可50亿在一线城市只能买一块地，在二三线城市能买好几块呢。”任志强并不讳言，“按照这种态势发展下去，央企一定会在个别市场和区域形成垄断，今后华远的重心将转移到二三线城市。”
地产史上的房企大迁徙或许正在上演。
地价高涨背后的政府负担
逃离地价高企的一线城市或许只是传统房地产企业的战略选择，然而更令邹晓云担心的是央企们高价拿地后的退出问题。
“央企的风险意识非常低。”邹晓云表示，且不说央企如此作为是否履行了其应尽的社会责任和服务并发展主业的责任，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央企对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是否具有风险意识。“国有资本投进房地产市场之后，将来如果情况不好，血本无归了怎么办？是否要对他们追究责任？”邹晓云认为，地产泡沫不断累积之后，并不能排除央企会成为最后的接棒者。
由此看来，央企的“监管”或许应该成为相关部门的重要课题。
除此以外，由于地价上升而带来的一两年之后的房价上涨在所难免。此前曾有众多业内人士认为，只要政府解决好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问题，商品房价的上涨就不会引发社会矛盾。
邹晓云却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看法。“商品房的房价如果越来越高的话，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原来本可以买商品房但后来买不起了，就要找政府，就需要政府扩大保障的范围。”邹晓云认为，因为政府的支付能力和机制体制都是有限的，因此，“房价过高，会导致政府的负担更重。”
如此一来，由央企推高地价衍生而来的房价上涨导致政府保障负担加重，似乎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插图/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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