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探寻中国金融之根

　　如果把金融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而经济社会环境，则是它的土壤。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土壤日趋肥沃，中国金融这棵大树已渐呈叶茂、枝繁、干壮之势。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GDP以年均9.8％的速度高速增长。根植于这片沃土的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也已由1978年的1151亿元增长到2009年末的90多万亿元。就连二十几年前捉襟见肘的外汇储备，今天已高达2.4万亿美元，雄踞世界之首。这是金融之叶。

　　三十年来，中国颁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法律法规，纲目并举，经纬互见，使宏观调控有力，金融运行有辙，行业管理有据。这是金融之枝。

　　三十年来，中国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不断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各司其职，欧洲的监事会制度和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双重引进，形式上较之外邦已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金融之干。

　　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回避的是，中国金融业目前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管理粗放，经营无序；发展失衡，服务不当；案件频发，风险犹存；软实力不足，竞争力不强……这当然原因种种，它的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促使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下它的文化，不能不审视一下它的“根”。

　　我曾经说过，GDP，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人不能没有血肉，不能魂不附体；人也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成为植物人。国家如此，金融亦然。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业之所以发达，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在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业务，靠人去发展；制度，靠人去执行；体制，靠人去设计；人，靠文化去影响。篇幅所限，我无法阐述对发达经济体金融文化的更多管窥，但职业良心要求我不能不指出这一问题。

　　对中国的金融文化，我曾想过很多、很多，我也说过很多、很多。我曾专门将中国的金融文化简单概括为“利法信义道”五个字。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为前提。在目标体现为“利”，在行为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形而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

　　“ 道”是什么？非我辈所能悟透，更难尽述也。道可道，非常道。然有三例可供参考。一为正例。有一智伯分马的故事。某财主儿子有三，马十七匹，临终嘱长子分1/2，二子分1/3，三子分1/9。17匹马的1/2是8匹半，难道要杀一匹分肉乎？三人无奈之际请来智伯。智伯从自家牵来1匹，计为18匹，长子得1/2即9匹，二子得1/3即6匹，三子得1/9即2匹。9＋6＋2=17（匹），剩下1匹则物归原主，智伯牵回。此例表象为数学之谜，实乃蕴含多盈之“道”，很可为今天金融企业改革重组所借鉴。

　　二为反例。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有一著名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其故事内容因时间关系不在此赘述，大意是某空军飞行员希望退役而不能实现。为退役，此君遍寻条例，条例规定“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不能飞行，但需要本人提出申请”，而条例同时规定“如本人能提出申请，就证明此人精神正常”。这种陷入死循环的逻辑陷阱似的规定，在今天的金融界不可谓不存在。这种过于具体的、造成互相打架撞车的技术规定，乃是缺“道”的表现。

　　三为中例。近来流传一短信，谓“两美国人商议，甲到中国旅游，用10万美元兑换68万元人民币。在中国吃喝玩乐一年，用度为18万元人民币，回国时希望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1∶5，再将剩下的50万元人民币兑回10万美元。乙则计划拿10万美元兑换68万元人民币，在中国花50万元人民币买一套住房，吃喝玩乐再花18万元人民币，等回去时将房子卖得100万元人民币，换回20万美元”。对这等如意算盘，中国人需要一种“道”的智慧去应对。

　　说远了，诚然，宏大的中国金融文化体系，远非“利法信义道”五个字所能概括。但我相信，同为殷制，汤兴纣亡；再好的体制，如果人不得力，也难张其利；再有缺陷的体制，如果其人得力，也可借力补利。人固无完人，然体制焉有“完”体制乎？执法当应“必严”，然世上又焉有“完法”乎？法不是人之所定吗？法又不是人所执行吗？人与体制和法制的最佳结合，加之“土壤”大势所助，不失为金融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失为金融之“道”的某种诠释，亦不失为中国金融文化的一种追求……

　　忙忙碌碌的金融界朋友，或许你们现在正在忙于催生新枝嫩叶，或许你们现在正在急于打扫残枝败叶，但枝叶是短暂的，业务是眼前的，而金融文化、金融之道，才是永恒的，根本的。在忙忙碌碌之余，可否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静为躁君，请君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