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际新形势为中国迎来崛起契机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第169期日前召开。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发表题为“新全球化的未来与危机的延续”的主题演讲。他表示，由于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的统一，南北市场的要素价格差产生了一块新的同时又是巨大的利润，这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 国家将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它们的资本却从制造业流向金融业。这种转移带来了贸易逆差，为了能够获得资本项下的盈余以弥补逆差，发达国家彼此之间会产生矛盾。而这给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契机。

　　新国际化产生新利润

　　王建说，资本主义是有其发展阶段的，过去有自由资本主义，有垄断资本主义，今天看来还有世界资本主义阶段。新全球化以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独领风骚，中国的贸易优势是怎么产生的？

　　国际贸易理论到现在为止大体上就4个，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但是都无法解释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能够获得贸易优势。首先，中国有劳动生产率的优势吗？拿实物劳动生产率来说，比如汽车，中国汽车工业人均产量3.5台，中国最好的三大汽车厂人均6.5台。但是去年倒闭被重组了的美国通用汽车，人均产量22.5台。就是说，中国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优势。

　　自然资源呢？中国也没有什么优势。主要的矿产资源都排在全球人均百位以后。当然劳动力是一个优势。但是，劳动力优势是比较来的。日本和韩国的劳动力对其它自然要素的比率跟中国差不多，为什么新全球化的优势归到中国这儿而不是日本、韩国？

　　而规模经济效益，中国现在是规模经济效益最差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去年生产1000万台车，是130个汽车整车厂生产的。美国濒临倒闭的三大汽车厂就生产了1200万台车。没有什么规模经济可言。

　　中国的交易成本低吗？我们虽然搞了以市场化为趋向的改革30年，企业的效率大大提高，但是直到今天，体制的弊病仍然存在，效率仍然比不上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一般来说流通成本占GDP的比重是7%—9%，中国新世纪初大概是25%。去年中国物流协会最新统计的比重是22%，比发达国家高一倍都不止。

　　那么，我们的贸易优势从哪儿来？王建提出了一个解释——是因为在新全球化时代，在全球的贸易当中，产生了一块新利润。这块新利润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例子是，耐克鞋在中国生产，沃尔玛5美元就收购走了，在美国卖120美元，60倍的价格差。所以进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利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资本的运行状态、资本的牟利方式也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新利润是怎么产生的?王建认为，这个新利润的产生，是因为冷战结束以后，东西或者南北两大生产体系开始融合到一块产生的。二战以后到新全球化展开之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全球是一个南方体系一个北方体系。一个是水平分工圈，一个是垂直分工圈。所谓水平分工圈是发达国家之间零部件级的分工，大家共同来生产工业制成品。然后发达国家再用工业制成品或者最终消费品来交换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发达国家的投资和技术不向南方国家，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扩散。这样就导致了二战以后英法德意日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完成了工业化，而社会主义国家，像我国，则发展得非常缓慢。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提升，最典型的像日本出现了地产泡沫，土地价格涨到极高的程度，带动了劳工成本的上升和土地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可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相对滞后，对生产要素的涨价要求长期被压抑。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原先的两个市场变成了一个市场，两个价格体系开始融合成一个价格体系。但是在共同的市场当中，存在着非常悬殊的生产要素价格差。比如说美国的工人年收入几万美元，我们在改革初只有几百元人民币。这种巨大的差距，导致了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成本差额，从而形成一块新的利润。这一块新利润还导致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产业资本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

　　新利润引发资本运动新变化

　　由于有一块新利润的存在，就把发达国家的产业吸引到发展中国家来了，于是产业资本开始向产业以外的领域转移。因为在国内，产业资本再进行生产已经没有意义，无论什么产品，只要发展中国家能生产，发达国家再生产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资本运动的重心开始从实物领域脱离出来，向非实物领域，或者说叫虚拟经济领域转移。同时，产业资本家变成金融资本家。这是现代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这里面有很多的案例。比如说在2000年美国资本市场泡沫破灭的过程中第一个倒下来的安然公司。安然公司原来在美国是很大的公司，世界排名中列第7位。本来它是生产能源的，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安然这样的公司不再主要从事物质产品生产了。在它倒闭的那一年，它当年上万亿美元的营业额当中，传统的能源产业只占3%。再比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它有一个金融子公司，过去是给买通用汽车的人做汽车贷款的。但是在衍生金融产品的狂潮当中开始进行衍生金融交易。结果通用的这个金融子公司，虽然它的资本在通用汽车公司总资本当中只占3%，但是它却产生了通用汽车公司50%的利润，最高的时候甚至达到80%。

　　资本的主体从产业转移到了金融市场，实际上现在也还在进行，而且已经到了极其巨大的程度。2007年时，全球当年的货币交易额达到一千万亿美元，当年的国际贸易额却只有十万亿美元，由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货币交换只占1%。这就导致了国际贸易的新变动。过去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美国把美元付给中国，中国再拿美元买美国的产品，两国之间就达到了贸易平衡。但是现在，中国卖给美国产品，美国支付美元，然后中国拿这些美元去买美国的金融产品。于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出现了两个失衡建立起一个新平衡的现象。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放大，导致美国在经常项下有巨大的逆差，但是由于美国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它又在资本项下有巨大的顺差，最终实现两国平衡。

　　这一块新利润还引起了各国经济情况的变化。王建认为，简单划分的话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基本上完成经济虚拟化的国家，主要是美国、英国，一类是还在向虚拟化过渡的国家，像欧元区国家和日本；再一类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各个国家在虚拟资本主义这个道路上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一个度量的标志就是贸易逆差。像美国，1981年出现逆差，到现在是越拉越大，已经将近30年了。英国也已经有16、17年了，西班牙有将近10年了。法国和意大利一直是从顺差向逆差方向变，2007年以后法国稳定进入到了贸易逆差，去年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但是德国和日本还有很大的贸易顺差。

　　出现了这三类国家，就会产生四种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第一，全虚拟国家和半虚拟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具体说就是美国现在有货币霸权，独占了虚拟资本利益。但是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本国的产业资本家也要往外走，所以不像美国那样用货币霸权来谋取虚拟资本利益就活不下去。所以欧元的产生本身就是对美元的挑战。然后就是半虚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体现在既有竞争也相互需要。欧元区也在生产物质产品，现在欧元区国家平均的制造业在GDP当中的比重是23%，所以欧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物质产品上的竞争。但是同时，欧盟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能够出钱买他们的金融商品。再有就是全虚拟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它要依靠我们提供物质产品，同时也要依靠我们把出口产品换来的外汇投到它的资本市场上去买他的金融商品。第四种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关系。

　　新形势给中国带来崛起机会

　　通过对四种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分析，王建提出，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崛起机会。

　　他说，到了世界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美国再想退回去，想重振制造业的雄风，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生产要素价格差仍然存在，所以回到实物产业去只能是纸上谈兵。举个例子，美国进口的产品相当于全年的消费物质产品的40%，如果这40%让美国人来生产，其中有20倍的价格差距。也就是说美国人为了生产这40%的物质产品，需要支付16万亿美元的成本，这大约等于美国今天的GDP。美国总统奥巴马想拿几千亿美元搞一个医改都拿不出来，想用十几万亿振兴制造业，可能吗？

　　美国既然走不回去，要想经济发展只有一招，就是在衍生金融品前一个泡沫破了以后，再制造一个新的泡沫。也就是说在房地产泡沫破了以后，再搞一个让大家觉得增值潜力巨大、还愿意向美国投钱买的金融商品。

　　搞什么呢？奥巴马一上台就拼命呼吁搞碳衍生金融品。但是这个搞不成，因为搞这个东西要全球合作，可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欧洲人正好想趁这个机会把美元踩下去，自己做这个世界的霸主。于是在去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头一天就出现了所谓的丹麦方案。美国人想再搞一个衍生金融泡沫不那么容易，因为欧洲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配合他。

　　但是反过来说，欧洲人让美国人走不出困境，美国人也不会让欧洲人好过。于是我们看到，在去年12月4号，当次贷危机以后欧元再一次登上兑美元1.5∶1的高位的时候，美国的三大评级公司突然抛出对欧洲主权信用评级的降低，用主权信用危机把欧元打了下去，一下子跌到兑美元1.3∶1。未来，美欧之间围绕货币霸权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形不成合力。于是就使世界经济在长期内从危机中走不出去，各国不敢轻易退出刺激政策，低利润会长期化。同时为了刺激经济不断地投放货币，最后导致严重的通胀。

　　但这正是中国崛起的机会。在1892年美国的工业生产规模第一次超过了英国，在一战前GDP总规模超过了英国，二战以后替代英国变成了世界霸主。去年美国的工业GDP是2.1万亿美元，中国的工业GDP是2.3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同时，这一场危机严重地削弱了美国和欧洲这些老牌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让他们在好长时间之内增长速度缓慢。中国如果能趁机进行大的结构调整，推动城市化发展，在未来20年保持9%的增长。这样的话就很有可能在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所以，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这20年中恐怕也要分成两步走，先要走出家门走向亚洲，然后再走向世界。

　　资本市场开放是对中国最大的伤害

　　问：为什么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如此之大？同在西南地区，又为什么贵州的发展速度最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