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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商人与官员勾结，几乎成为历史的常态。这种局面既导致官员腐败，也导致中国的经济活动带有强烈的腐败气息
中国似乎还没有走出两千年治乱循环的宿命，因为导致这种循环的贫富分化正在今日重演。我们不妨以汉
周人建立封建制。封建制下，土地在“王有制”的名义下存在着复杂的多重产权，在同一块土地上相互关联的人们形成一个共同体，休戚与共。在这个共同体内，确实存在贵贱之别，而贫富差距并不十分显著。
到战国时代，封建制瓦解，形成“王权制”。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平等，均可在社会结构中自由流动，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中国出现了市场制度。此时，社会中贵贱之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贫富分化。汉代初年，董仲舒就曾敏锐地观察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事实上，并不是市场制度本身造成了贫富分化，而是因为市场制度运转的制度环境存在问题。市场制度的正常运转需要合理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为基础。最重要的是，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约束，不至于变成某些人掠夺他人的特权。若能做到这一点，市场的内在机制将会让财富在人群中间相对均衡地分配，不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这一点，在现代欧美国家普遍可以看到。
但在中国皇权制时代，法律与政治制度经常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样，财富的配置过程必然受到权力的扭曲，掌握权力的人所能得到的财富异乎寻常地多，没有权力的人应得的份额则被侵夺。权力会让正常的贫富差距，变成严重的贫富分化——这始终是传统社会无法解决的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
刘汉统一，为市场制度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司马迁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统一的全国大市场首告形成，人民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对土地、财产等具有较为完整的私人产权。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因而，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文景之治”。然而，就在这繁荣背后，社会关系正趋于紧张，其关键即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汉书•食货志》说：“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班固已经指出了财富分布不均的根源：权力介入经济过程。
首先，在皇权没有得到有效限制的情况下，政府倾向于给民众施加沉重负担，从而导致民众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比例下降。农民的负担主要有二：力役和租税。董仲舒说，秦汉之间，农民的负担有：“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如此沉重的负担会让有些农民无法承受。有些人可能因为交付不出政府租税，而被籍没为“官奴婢”；有些人则宁愿把自身出卖为奴，成为强宗大户或者商人的私奴婢。但这样一来，在土地上的纳税人数目减少，税负就更快地集中到仍然在土地上求生存的农民身上，他们的负担越来沉重。
其次，由于人民的权利缺乏基本保障，官僚可以利用权力占有土地甚至人民，因而在政府财政收入之外的社会财富总额中，特权阶层所占比例畸高。比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了汉高祖于开国丞相萧何之间的一桩故事：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彊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所以令相国自谢之。
庶民向高祖控告萧何借助权力低价强买庶民土地。高祖对此并不在意，反而认为，萧何这样做是有利于商民。可以想见，当时这种情形相当严重，因而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第三策中建议汉武帝发布命令，禁止官吏从事营业性活动。但可以想见，这样的政策几乎不可能被官员们认真执行。
第三，官员也会与商人勾结，导致民间财富分配严重失衡。这里的“商人”其实包含了工商业，如司马迁所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是因为，商人的资本比较雄厚，人的创造性在这些产业可以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因而利润率要高于农业。同时，在当时的税制结构下，商人的税负低于农民。不过，商人快速积累财富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似乎是商人更容易与官府勾结。因为商人的组织化程度更高，有条件收买官员。商人们甚至可以收买丞相：
相国（萧何）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原令民得入田，毋收，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
萧何与商贾之间似乎存在密切关系，萧何很可能收取了商人钱财，为商人游说。这一点让汉高祖相当警惕，他担心萧何与商人之间过分密切的关系会损害皇权统治，因而不惜把萧何下狱治罪。不过，通常情况下，如果官员与商人的勾结尚未达到这种地步，皇权通常不会干预。
这样，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商人与官员勾结，几乎成为历史的常态。这种局面既导致官员腐败，也导致中国的经济活动带有强烈的腐败气息。权力与财富结合的最严重后果，则是财富在全社会的配置失衡，商人与农民境遇严重分化。
商人在获得巨额利润之后，通常会立刻转而购买土地，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其实，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商业利润流入乡村，农民出售土地可以获利，并且自己也可以变成工商业者，因而农民整体上也可以从商业性土地兼并中获利。但是，假如商人的财富本身就部分地来自与官府、官员的勾结，那商业资本进入乡村土地，也就把强势资本带入乡村。加上商人也可能借助官员的权力强迫农民进行买卖，农民的财产的价值就可能被低估。
总之，到汉武帝时代，虽然社会相当繁荣（胡玫女士好像对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大加赞美），但在繁荣背后，社会已经陷入严重危机。这似乎是中国的永恒悲剧：繁荣总是以衰退和动乱的陡然到来而终结，人们似乎从来没有享受到令人安心的繁荣。不论是贞观盛世还是康乾盛世，都以悲剧告终。因为权力始终没有受到控制，而权力与资本的特权式结合，正是繁荣的终结者。
（作者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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