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行政区划改动的联想

　　不是区划、职权的分、合、另划都是改革；只有结构关系、规制系统、行为方式与评价标准的改变，才是改革

　　在北京，崇文区并入东城区，宣武区并入西城区。一位北京市的政协委员闻讯说：此事一是宣布得“很突然”，二是“保密”好。本来，关于北京市的行政区划改变早在多年前即已提出，但好像这是个无须公众参与讨论的事，政府说了算。

　　近年来，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沈阳等城市多有行政区划的改动，北京是首都，北京行政区划的改动——或者叫做是“改革”——很可能会起到一种示范效应，加快其他城市的行政区划改动，且不与公众商量。

　　行政区划的分、合、另划，新中国建国60余年来，不知有过多少次；历史上更是数不胜数。本来，算不了什么。但时代不同了，党的十五大提出法治国家的方向，十七大提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行政区划的分、合、另划，不是什么会招致敌军来袭、群集动乱、市场投机、物价、汇率波动的事，保密的意义好像不大。如果说上面怕地方主义、官员升迁调动等私利作祟，似乎也讲不过去——因为中国是一个单一制政体的国家，说上面管不住下面，党管不住干部，像是不大可能。且北京1755万人，可能受行政区划变动影响到职位、升迁的干部不过1万人，1万人的利益大得过1755万人的利益，1万人对决策的影响大得过1755万人对决策的影响吗？ 政府的通报中说：此次合区，“有利于推进区域均衡发展”；“有利于整合利用核心区资源，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行政资源配置”；“有利于推进核心区发展建设”。但发展只是土地（空间）与钱（资源之一，或者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资源）的问题吗？——如有媒体所说的“宣武的土地，西城的钱，合并双方各取所需。政府内外一致看好合并后的经济发展前景”——发展，除经济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个人的安居乐业，还有一地一群的文化传承、记忆和认同。

　　说“大区”才能“整合”资源，与前几年认为“大部”、“大局”才能集中权力，避免“有利就争，有麻烦就推”的相互扯皮一样，过若干年看，作用可能是很有限的。不是区划、职权的分、合、另划都是改革；只有结构关系、规制系统、行为方式与评价标准的改变，才是改革。当面对的事项越来越复杂，当利益多元已成定局，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需要的首先不是集合权力，因为不管怎样合并，部门之间仍会有相关的事项需要共管，因此，政府部门、行政区划，首要的不是要合并，而是要学会协同行动；进一步，则须学会与公众，与各类社会组织（包括企业）合作。这，才是善治。

　　正是因为缺乏了善治，关于“调整行政区划而不放弃旧有的"旧城区改造"将会酿成新一轮破坏”的担心才会出现。

　　十七大提出：面对依然存在的“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不断深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改革的路，还是长的，是艰难的，甚至是有反复的。应该允许不同的改革方案提出、讨论。如果看看针对北京的行政区划及相关联事项改革的另一设想，人们会如何思考呢？ 另一设想主张：需要改的首先不是“区”大“区”小，而是政府行政机关管什么，每一个行政级别管什么，怎么管。

　　北京市是省级单位，1755万人，多于今日世界上的几十个国家，1.64万平方公里，大于今日世界上一些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68788元，从数据看，已达今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北京的区是地市级，北京的街道办事处相当于县级——在实际上，人口多于一些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高于一些县。北京可以考虑撤区，在有互联网、手机，有高速公路的情况下，北京市的国家机关完全可以很好地处置一切需要他们处置的事项——包括各种突发事件。

　　十七大提出：“发展基层民主”，使“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这些，只有通过多提出一些方案，通过在人大，在社会中，在互联网上，充分地论争辩驳后的决策选择，才有可能改得更合于公民利益。

　　至于“崇文”、“宣武”，作为区名，时间有限，但作为一种观念，存在已久。“文”，作为一种数千年的积淀，是需要国民和当政者崇敬谨守的，而“武”作为一种实力，只应用来宣示，古人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今人认为军队主要功用在于威慑，意皆在此。（李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