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城市化”的破坏性效应

　　中国的城市化是在政府强力主导下、在扭曲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城市化过程对城市化参与者、对整个社会带来了收益的同时，也产生了广泛、持久而严重的破坏性后果。

　　比如，在现有土地制度下，郊区农民本应获得的土地收益被政府和开发商瓜分，因而城市化过程导致城市与乡村的财富差距持续扩大；在政府独家垄断的国有土地上进行的城市化，人为地造城房价畸形上涨趋势，从而城市化过程扩大了城市内部不断扩大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如此等等。城市化过程还有另外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快速地摧毁农民的社会生活结构。

　　前日看到一个例子。陕西扶风县杏林镇5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一座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运地是，他们被过路的村民发现，及时送往医院，孩子均无生命危险。这五名孩子其中四人是留守儿童，父亲或者父母双双在外打工。这样的故事让人伤心。

　　任何时代的城市化，都会对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很简单，人们从乡村迁居城镇，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原来乡村社会延续很多代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参与构造相对较新的社会关系。这种人为构造的社会关系，肯定不同于乡村那种因为时间久远看起来像是自然物的传统社会关系。光是这一点就决定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不同于乡村，而置身于其中的个体、家庭的生活因此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个人在获得城市的诸多好处的同时，可能会产生某种精神和生活上的不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便是在制度环境相对健全的社会，城市化同样有其负面效应。

　　而在当代中国，由于制度环境的严重扭曲，旅美学者黄亚生教授所说的“中国式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在很多人身上变成了灾难。

　　比如，城市化切割了无数家庭。由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制成的“农民工体制”只允许劳动力流入城镇，而不准完整的“人”流入城镇。劳动力的承载者是青壮年男女，他们一方面身为老人之子女，另一方面身为年轻的父母。在现有制度下，只有作为劳动力承载者的青壮年被允许临时性进城打工，他们最终也必须回到乡村；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则被当成城市资源潜在的消耗者，不得跟随他们进入城镇正常地生活。这样，青壮年被从他的社会结构中拉扯出来，在孤身一人踏进陌生的城镇，农村相对完整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结构被城市化过程切碎。

　　这倒也并非新鲜事。上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过程就曾经制造过类似社会问题。我还记得，我在陕西农村的家乡有几个家庭就属于“留守家庭”：壮年男子在外工作，属于吃“商品粮”的，或者是公立学校的教师，或者在国营煤矿工作。他们的妻子、儿女、父母留守在乡村。这些家庭的境况当然好于一般农民家庭，但是，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心态，与家庭生活完整的农妇、儿童，明显地大为不同。

　　80年代后期以来，这样比较畸形的现象，在乡村社会变得普遍起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数孤身进城打工、经商，父母、妻子和子女被迫留守在农村。过去若干年间，年轻夫妻同时外出务工的比例虽然有所增加，但他们的子女仍然经常留守在家。

　　这样的城市化过程是畸形的，它仍然延续了80年代之前的工业化思路：让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付出代价，他们自己不能享受他们的贡献。只不过，这一次，农民失去的不再是看得见的。表面上，他们没有丧失资源和财富，相反，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他们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获得了好处。但是，他们丧失了看不见的最重要的东西：生活本身。

　　任何人的正常生活必然是以家庭为枢纽展开的。上亿青壮年农民孤身在外打工，这意味着，也许有一半农村家庭的社会、文化结构处于高度不完整状态。数亿人的生活残缺不全。他们可能确实多获得了一点收入，但是，他们的生活质量却未必有所提高。留守儿童相约自杀，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乡村社会被掏空、留守人群精神畸变的可怕景象。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想象，孤身在城镇的青壮年，精神同样会陷入诸多困扰之中。

　　相比于看得见的物质收入，这种社会结构上的、生活的、精神的、文化上的损失是看不见的。但是，看不见并不等于不重要。事实上，看不见的那些东西，比如，相对完整的城市、乡村社会结构，完整的家庭生活带给人们的安全感，比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更为重要，不论是对个人生活来说，还是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来说，都是如此。换一个角度看，拒绝农民带着他的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迁入城镇的城市化模式，看似相对廉价，恰恰是目前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

　　当然，上面这些看起来像是控诉城市化的论述，决不意味着我主张中断城市化。我的意思只是说，学界、决策者应当对现有城市化模式进行反思。事实已经证明，这一城市化模式存在严重缺陷。较为健全的城镇化，应当让农民带着他的家庭，至少是夫妻带着子女，共同进入城镇。而这，当然需要若干根本的制度变革，比如，确立民众自由迁徙的宪法权利，彻底废除户籍制度，建立户籍自动登记制度。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