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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大中城市横向扩张，面积和人口手段膨胀，比如深圳、重庆、北京、天津等等都通过开发区、土地储备当方式大规模扩张。此乃城市病、大城市病形成的主因。应当禁止这种趋势，代之以众多县辖市
没有人能够否认，城镇化是现代文明演进的一个基本趋势，问题在于城镇化的具体路径是否合理。对于何为合理，人们当然会有不同看法，但人们应当会同意，大量人口集中到超大城市，造成城市格局局促、交通拥挤、房价畸高、生活喧嚣等等，恐怕都不能说是合理。而中国城市目前普遍处于这种状态，不论大小。这是单一中心的城市化之路所必然带来的恶果。
单一中心的城市化模式表现在多个层面。第一，在一个行政管理区域内，一座城市独大，其它城镇的发展受到人为抑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北京、上海这样独大的超级城市；在各省范围内，这个单一中心城市就是省城；在各市范围内，就是市城——从中文角度看这虽然奇怪，却不能不这样说；而在各县范围内，就是县城。
第二，多个功能叠合于这个中心城市，在各个领域，这个城市占有所有领域的最好资源，城市产业、生活之各个方面在整个行政区域内拔尖。最为典型的就是北京，它除了是政治上的首都这个法定事实之外，还努力要成为金融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交通中心，甚至几度想成为工业中心，现在也希望成为某些工业领域的全国中心。
第三，在一个城市内，也似乎存在着一个中心，整个城市的资源配置是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由此出现了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这样的圈状城市布局。
第四，这样的城市布局在北京这个最高中心发展得最为成熟，然后由北京逐级向下扩展到省城、市城、县城。在各地不同的文化、地理环境下形成的多样的城市格局，在过去十几年内趋于雷同，区别仅在于大小。于是，在中国，城市格局甚至也是单一中心的。
那么，凡此种种单一中心城市化现象是如何形成的？根源只有一个：中国的社会结构本身是单一中心的，权力乃是这个社会的单一权威。权力控制一切，资源是按照权力进行分配的，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也即城市之形成，同样是由权力控制的。而单一中心的权力必然是一个金字塔形结构，除了最高中心，所有层级的政府官员的权力都是自上而下授予的。于是，城市所需要的种种要素，也就由权力按照其层级结构分别占有、支配。在任何一个行政管理区域内，只存在一个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当然会把区内各个领域最好的资源集中到自己所在城市。城市布局也是以权力所在地为中心布置。
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建制市，其实都是“城”，而不是“市”。它们是权力所在地，而不是资源自发聚集的结果——透过后一过程形成的才是“市”，而中国的建制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构造的“城”。它们之所以繁荣，仅仅因为它们可以借助驻在本地的权力吸纳资源。这个权力为这个城内创造了一种相对于次一等级的城、相对于乡村的特权，人们之所以涌入这些地方，是因为可以分享这些特权。
这种由权力构造城市的单一中心城市化模式，导致诸多严重后果。比如，大城市畸形繁荣、膨胀；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出现城市病，城市化尚未完成，城市病已十分严重；还有，城市化强力地单向汲取乡村资源，导致乡村崩溃，等等。这样的城市化不仅让城市居民并不感到幸福，也导致中国文明形态的严重失衡。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放弃单一中心的城市化模式，转向“多中心主义”的城镇化之道。多中心概念出自匈牙利学者迈克尔•波拉尼，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发展了多中心治理思想。多中心的治理之道就是在正当行为规则体系之下，通过各种方式形成的各个社会自主治理中心，利用自己的“局部知识”进行分散的、多样的治理。多中心的城镇化之道就是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在城镇化问题上的应用。
为什么是“多中心”？因为，在文明演进过程中，人口与资源总有一种聚集的趋势（城镇化并非现代现象），由此形成真正的城市——市。城市通常是自发形成的，只有自发形成的城市才具有规模经济，能够实现某个地域内或者某个产业、商业、文化、社会领域内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多中心的城镇化过程必然是一个自发秩序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城市格局必然是多中心的。
与单一中心的城市化之路相对应的，“多中心”在这里同样具有多个含义：第一，在一定地理和行政区域内，未必存在一个中心城市，而是多个城市并存，其间并无中心、非中心之分。事实上，此一多中心的城镇化格局，将形成另外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小城镇星罗棋布；第二，每个城市有自己的优势，承担不同的功能，而非全能城市。它们之间形成分工、竞争而又合作的关系。尤其是，政治中心城市往往未必是经济、文化中心。这些功能会被分散在不同城市。因为这样是有效率的；相应地，第三，各个城市的布局将大不相同；第四，每个城市内部的格局同样是多中心的。
既然这是城镇化的自然，那中国就应当放弃现有的反自然的单一中心城市化模式，顺其自然，走上多中心的城镇化之道。一个渐进改革的思路是开放镇级市或者说县辖市的建制。也就是说，允许那些人口和资源聚集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常住人口达到12万的镇改制为县辖市——目前县级市的设立标准是县城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12万。
这些县辖市可以在大中城市周围发展。目前很多大中城市横向扩张，面积和人口手段膨胀，比如深圳、重庆、北京、天津等等都通过开发区、土地储备当方式大规模扩张。此乃城市病、大城市病形成的主因。应当禁止这种趋势，代之以众多县辖市。伴随大城市人口与资源向外扩展，自发聚集，可以设立县辖市，各个城市相对独立，又与大城市保持联系。
可以说，设立县辖市是通往多中心的城镇化之道的关键。惟有这样的城镇，可以证成“市”、城市的基本性质。同时，如果乡村地区存在着若干县辖市，则县级市、市级市的中心地位就可以被打破。而这样的城镇也可以分散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压力，防止超级城市在中国出现，用迈克尔•波拉尼的话说，如此规模的城市，必然丧失“可管理性”。
（作者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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