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下称巴菲特)每年都会写很多封信,给投资者,也给自己的基金经理和高层管理人员。但3月30日公开的这封信却与众不同,其内容关键词是“大卫?索科尔(David Sokol,下称索科尔)”。
索科尔被公认是巴菲特最热门的接班人之一,巴菲
特亦数次盛赞他的工作。《财富》(Fortune)杂志曾写道——“每当旗下公司那些CEO搞砸企业,巴菲特急需一个力挽狂澜、扭转局面的人,大卫?索科尔出场的时候就到了。”3月28日,索科尔向巴菲特递交了辞呈。这是他第三次辞职,但和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巴菲特选择了同意,并以书信的形式对外界予以披露。
因为事关内幕交易。
从索科尔到李启红
巴菲特在3月30日发布的声明中否认索科尔从事内幕交易。“我和索科尔都认为,他没有通过非法途径购买路博润公司(Lubrizol)股票,”巴菲特说,“他告诉我,这笔投资不是他辞职的因素之一。”
但依然有不少人认为索科尔涉及内幕交易。杨伯翰大学法学教授戈登?史密斯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存在内幕交易问题。这是教科书般的典型案例。”
当然,索科尔是否涉嫌内幕交易,这得由美国证券交易监管部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调查确认。
但反观国内,不难发现,在中国证券市场,从4月6日开审的原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到此前受到处罚的格力电器(000651.SZ)原董事会秘书况勇及妻子张蜀渝,内幕交易,这个被称为世界性难题的问题,在中国早已层出不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姚刚甚至公开说,近年来,内幕交易案件绝对数量出现较大增长,在相对数量上已经占据了证监会执法工作的较大比例。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1月至10月,中国证监会新增非正式调查案件100件,涉嫌内幕交易74件,正式立案88件,内幕交易42件。被移送公安局的内幕交易案件数量,从2008年的4起到2009年8起,再到至今增长为14起。
中国没有巴菲特,中国自然也没有索科尔,但假设索科尔在中国,谁会是受益者呢?
可能是某省市主要领导。因为李启红正是在位居原中山市市长时,因具体分管中山公用的重组,而与其丈夫林永安、弟媳林小雁和弟弟李启明一起非法获利。
可能是某上市公司董秘。因为在辽河纺织内幕交易案中,上市公司ST得亨(600699.SH)董秘由春玲不但亲自操盘数百万资金,而且为了掩饰其内幕交易行为,在重组失败后将其操作的两个账户从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单中删除,致使上市公司披露了不真实的年报信息。
可能是某投资公司领导身边的人。因为凯迪投资总经理姚荣江和副总经理曹戈正是在天山纺织(000813.SZ)筹划并购重组期间,将重组信息泄露给他人,导致内幕交易行为发生。
显然,这些案例已不再是可能,而是发生在国内资本市场的交易丑闻。
当涉案主体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的高管、工作人员,扩散到证券公司等市场中介机构的人员,甚至涉及到相当级别的党政干部、法人单位的时候,人们发现,内幕交易不但违反了公平原则,严重影响证券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而且,正在严重阻碍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这终将导致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
假如市场没有底线
除了关注交易行为本身外,索科尔辞职后,包括巴菲特唯一授权撰写其自传《滚雪球》的作者爱丽丝?施罗德(Alice Schroeder)在内的市场评论人士,更多地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对索科尔和巴菲特道德瑕疵的质疑上。
爱丽丝率先指出,巴菲特错失展现道德勇气的良机。她认为,尽管巴菲特和索科尔都表示,索科尔购买路博润并非“违法”,但在华尔街,投资人这样做就会被解雇。“在华尔街,我们称之为市场超前交易(front-run,又称“老鼠仓”),每个人都知道这是错误的。”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纽马克(Evan Newmark)表示,很明显,索科尔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而巴菲特称其收购行为没有“违法”是否站在法律立场上来做衡量标准?他认为,股神巴菲特应该就此做出道歉。
爱丽丝们拷问的,实质上是一个成熟证券市场从业人员的道德底线。凡是能挣钱的事情都要去做吗?显然,这是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所有持有驾驶证的人员均可以开车上路,但他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就算不遵守,至少要防止出现车祸。再退一步,即使交通肇事,也决不能逃逸,至于肇事后还用刀子把伤者捅死,那一定是万万不能的。
这就是底线。而中国证券市场的底线又在哪里?无论是李启红还是况勇和他的妻子,或将身陷囹圄,或一纸处罚了事,均未受到底线的谴责。至于老鼠仓,在基金公司,几乎已经成为“潜规则”。股民们甚至热切地打探各种消息。
日渐增多的内幕交易案件在消磨投资者信心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地降低参与者的底线。“投资者”在消息市中沉浮,最终蜕变成“投机者”。在这之中,监管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需要做的是要为内幕人员设置底线、并坚决维护道德准则以及有力地保护所有投资者,杜绝和遏制内幕交易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