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乔布斯的灵明来得比常人早。被遗弃和被领养的独特背景，让他从小对任何事都喜欢问个为什么，都可能跳出来观照一番。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追问：我是谁？有什么价值？来这个世界干什么？！
人的最大无知，是对人生的无知，对死亡的无知。归根到底，是对自心的无知。乔布斯少年时就开始触及这个很基本的哲学命题，甚是少见。
在这样不懈的追问中，乔布斯很早就得以逃脱了人生的一个最大无知。人这一辈子时间很短促，没有时间做太多的事，只能把每一件事都做得精妙绝伦。17岁那年，乔布斯进入了禅和嬉皮士的世界。嬉皮士的玩世不恭和反传统，摒弃了对权威的恐惧和膜拜，而修行、顿悟和禅定，是一种从无出发的精神。这个追问有了阶段性结果：日本禅师乙川弘文(Kobun Chino Otogawa)把乔布斯引入了禅的世界。记不得哪本书了，里面的一段话对他产生了致命的诱惑：“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过。”乔布斯被震慑了并记住了这句话。从那时起，他每天早晨都对着镜子扪心自问：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手头这20件事我还会去做吗？这件事真值得我去为它投放激情吗？
这一问，每每都会让乔布斯对一些事情“知非即舍”。佛祖释迦牟尼曾经历时12年遍访印度96家修道门派求教。每每感觉不是他要求索的究竟或不舒服的时候，就知非即舍，另拜名师，重新求证。最后，释迦牟尼还是在菩提树下顿悟了人生和大千世界的道理。
“知非即舍”，会让许多人不舒服，更会让自己不舒服。那就是说先前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毫无价值。生活不富裕的父母，在乔布斯的执拗下，花不少钱把他送进了里德大学念书。他每天一问，深深怀疑继续读书的意义。他念了一年半就辍学了。浪费生命和资源的事，乔布斯不干。1974年，乔布斯踏上在印度的7个月求访神性之旅，他要在那里找到神性导师。
一路上，两个极端的现实让他很失望。一边是印度触目惊心的贫穷，另一边是一些高德大僧享受着民众的供养，而对现实不管不问。贫穷的现实与神圣光辉之间的反差，让他倒足了胃口。当时流行各种各样的“主义”或哲学，帮不到在贫困中挣扎的印度人。而唯有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电话，给当地土著带来了文明之光。在贫困的地区看到爱迪生的电灯，那里面饱含着爱迪生对苍生的大爱。这段旅程，让他得到醍醐灌顶的顿悟。
爱迪生真实地改变了世界，而哲学大师们却没有！哲学、主义无用，除非它们能呈现在奇妙的发明或“妙有”之中！当时，辍了学的乔布斯正处在思考生命为什么的关头。他立志要改变世界。可是通过什么道路却一直在选择中。皈依佛门，曾让他有过顿悟成佛，改变人们思维和价值的梦想。但是印度之行，却让他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如果只管自己修行，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不能推动社会发展，那只不过是逃避现实的工具而已！吃饱才是真功夫，发展才是硬道理！印度之行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初发心：
小物件，大世界！创造小物件，创造价值，改变世界！真可谓“凝神专一小物件，鬼斧神工大乾坤。” 后续苹果如iPod、iPad、iPhone等一系列的妙有，以及iTunes、Apstore等系统，正是禅宗“空中妙有”的最好体现。
住在印度乡村，让乔布斯有更多时间去熟悉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性。他发现，西方的思维，大多都是从有到有，从理论到理论，从经验到经验，从教义到教义，从教条到教条，从逻辑到逻辑。他们拼命地想让自己知道的更多，结果行动起来常常成为智障，于是又陷入极度的焦躁之中。而印度乡下人，没有什么知识，但却不妨碍他们对人对事都有深刻的洞见。他们不靠逻辑思维，不重视既定的东西，他们靠直觉，往往可以从无到有，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乔布斯回忆说： “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焦躁。印度乡间的人与我们不同，我们运用思维，而他们运用直觉。直觉对我的工作有极大的影响。”
乔布斯通过修禅接收得到那些我们收到或未收到的信息，但他从来不拿那些信息当作天然的真理。他的心中有个很大的方向：事情是什么样子的，跟事情现在是什么样子没有什么关系。事情是什么样子的，是我现在对事情有什么样的体验，并且要用全部的力量，把这些想法创造出来。这是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无到有，是他在19岁时就体悟到的一个出发点。
从无到有创造“妙有”，是乔布斯19岁那年印度之行的最大发现。由此，他找到了制造业的原点，找到了可以传承的商业帝国的原点。
中国企业，要熬得过眼下的严冬，正需要站在办企业的原点上，架构未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民营研究院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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