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腐败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首要因素

　　腐败是人们深恶痛绝的丑恶现象，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社会发展到今天，腐败积累的民怨不再仅仅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和不断蔓延已经成为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思想教育和严刑峻法是无法遏制腐败的蔓延之势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说道：“据我所知，不管在哪一个国家腐败猖獗的根本都是因为权力不受约束，形成了某种寻租环境。而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也就在于尽量实行市场化，是权利不能任意插手资源配置；同时在必须设立行政许可和国家干预的有限范围内，加强对于权利的监督和制约。”

　　吴敬琏指出，腐败的问题现在已经变得愈发尖锐了。一方面，社会大众对于腐败的愤怒之情日益高涨，一些经济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著作强烈地表达出这种义愤。另一方面，残民以逞的贪官污吏们的气焰并未收敛，他们依然在大量存在“寻租“机会的体制下猖獗地活动，有时他们的“设租”敛财活动还以“全面加强宏观管理”之类的冠冕堂皇的名义公然进行。

　　针对近年来行政机关的权利越来越大，腐败越来越严重并且已经深入到党政机构的肌体，买官卖官成为已经一种风尚的现象，吴敬琏认为：出现这种严峻形势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扭曲了的“宏观调控”给这些特殊既得利益者提供了“设租”的机会。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权利不受约束的条件下，某些人能够利用手中握有的公共权力，在转型期间的产权重组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实现暴富。

　　吴敬琏指出：财产制度是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全社会的财产都属于国家所有。在这种公共占有的情况下，无须也无法对产权属于何人做出界定。改革开始以后，继续保持产权界定不明晰的状况，就有很大问题。

　　吴敬琏认为，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改革原有的产权关系，对产权做出明确的界定。这种产权关系调整的工作多半是有各级官员掌握的。在权利的运用没有受到严格的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某些拥有权利的人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利侵夺公共财产。

　　而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因为国家作为所有者没有负起自己的责任，没有对受托行使权利的人进行有效的监督，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从而造成公共财产的大量流失。

　　在吴敬琏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一书中写道：腐败猖獗造成的另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一方面，少数掌握支配资源权力的贪官污吏和有寻租门道的人，能够凭借权力暴富；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包括国有企业的职工，特别是一般农民从改革中得益甚少，生活改善不大，甚至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而使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

　　对此，吴敬琏发表观点说：事实证明，美于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富悬殊问题，主要是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其中首要因素是腐败。因此，对于社会不平等和由此造成的贫富差别悬殊，不是通过反对市场化改革，而是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实现机会平等来解决。

　　因此，虽然腐败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这么大的危害，各界人士发出了抵制腐败的强烈呼吁，党政高层官员也一再表态说，这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但是由于政府官员握有太大的权利和太多的资源，又没有建立起能够监督官员和约束权力的制度，腐败仍然变得越来越猖獗。看来，能否遏制住腐败的蔓延，说到底，还是一个有没有决心和是否有能力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铲除产生腐败的制度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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