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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建锋
烦人的户口
周先生这辈子似乎都要和“借读”纠缠不休。
1981年，在杭州工作的父亲将刚上完三年级的他从家乡的农村小学转到杭州的一所小学。“由于户口没法迁入杭州，所以只能算‘借读’，但是当时还没有开始收借读费，转学的成本是送了学校的负责人两条大青鱼。”周先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借读”的滋味不好受。由于户口在外地，他虽然成绩不错，但是无法参加很多奖项（如市级三好学生）的评选；初中毕业后，他没有资格报考重点高中；高中毕业后，他也失去了本该得到的保送上大学的机会……
好在周先生还算争气，一路拼杀之后，总算是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跳出了“农门”。
他说，平心而论，对于当年在杭州的“借读”经历，感激之情还是远远多于不满情绪。毕竟，自己“借读”的9年时间中，所在的学校还没有“捐资助学费”、“借读费”之类的名堂。而城市中相对高水平的教育使他和农村中的同龄人相比显得非常幸运——当年农村中的同班同学一共只有二人考上了大学。
2002年，周先生来到北京工作，成为数百万“北漂族”中的一员。决心在北京扎根的他又面临了新烦恼，由于户口问题，孩子无法在北京获得义务教育。
虽然北京市有关部门明文规定，进京务工就业的非农业户口人员子女在北京中小学借读，小学的借读费标准是每生每学期200元。但是周先生四处打听，单位附近最“便宜”的小学对外地户口的学生收费标准都不低于1万元／学年。也就是说，如果将孩子接到北京上学，教育成本即要增加到1000元／月，这对于月均收入不过4000元左右的他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面临一系列“近忧”的同时，周先生还不得不有所“远虑”：北京的高考分数线远远比家乡低，从应试教育的角度讲，北京的“教学质量”低很多。如果孩子到北京上学却无法解决户口问题，将来再回家乡参加高考，很可能考不上理想的高校。
“即使不考虑经济负担的因素，花大价钱让孩子来北京上学得到的也仅仅是‘质次价高’的教育！”周先生苦笑着说道。
有人对他说，对孩子的户口问题预期可以乐观一点，毕竟还有十多年。周先生则表示不敢拿孩子的命运赌博——万一将来北京的“城门”越关越紧呢？今年年初北京市有位政协委员还提出来要实行“人口准入”，虽然遭到了广泛的口诛笔伐，但是据说北京市有关部门对这个“社情民意”很感兴趣。
根本原因是资源短缺
周先生遭遇的尴尬在数目庞大的流动人口中并非绝无仅有。
“我们到北京来，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谋生、为了追求理想，但是另一方面也的确为所在单位、为我们的伟大首都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俗话说‘安居乐业’，‘安居’的要素不正是包括了家庭团聚、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吗？”周先生感慨地说道。
“其实你这个外地人也用不着哇哇叫，我们北京人的孩子上学也为户口烦着呢！”在一次说起孩子的教育问题的时候，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对周先生说。
据了解，北京市近年来在远郊区建设了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如昌平区的回龙观、天通苑小区，这些小区的规划居住人口均达到了30万，目前均已经有10多万人入住，其中有不少是科教文卫系统的中青年，他们的孩子也正处于学龄。
由于回龙观、天通苑等小区缺乏配套的中小学，这些小区的居民都希望将孩子送到较好的学校就学，这样就出现了“跨学区”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也很恼人：钱！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曾经对户口导致不公平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剖析：改革开放初，生活品短缺的问题解决了，但公共品短缺的问题却更加凸现。因此，户口的含金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重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由于全国统一的城市公共品配给制度的逐步解体，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从无差异变为有差异，从有差异变成大差异。户籍制度因而还成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大屏障。
“现在，户口松动了，但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待遇差距呈扩大之势！”李昌平指出。
资源越短缺 公平越重要
“我教了一辈子的书。一个明显的感觉是，这些年农村来的孩子越来越少了！”说这句话的是曾经担任江苏省政协常委的南京大学教授、博导倪波。言谈之间，这位老教授脸上现出重重的忧虑。
北京、上海的学生考大学比一般的省会城市容易；省会城市的学生考大学比地级市容易；地级市学生考大学比县级以下城镇及农村容易……
这是关于高考难易程度的一个普遍规律。而这个规律恰恰反映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衡。
通过媒体，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诸如“某民工子弟学校不符合办学条件被勒令整改”的报道。对于教育主管部门依法行政，我们固然无法对其程序提出质疑，但是其中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却不能不令人感觉辛酸：城市的孩子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中享受着良好的教育条件，而进城务工农民的孩子却只能蛰居在城乡接合部某个偏僻的角落中学习“ａ、ｏ、ｅ”，他们的教室也许连起码的照明都得不到保证，更不要说大屏幕彩电、幻灯投影、电脑、空调这些现代化的设备了！
“我们农村学生怎么竞争得过你们城里孩子。”浙江一位村支书对记者说，“农村的小学都是村里出钱办的，很多村级经济都负债累累，能够保证学校开起来就不错了。哪像城里，中小学都是由国家拨经费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古文。
如果要求全中国13亿人口都享有完全一致的教育条件，这恐怕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是，从制度层面消除歧视性的政策，对于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进行校正则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譬如说：消除户口的藩篱，在城市拥有稳定工作和住所的人员，无论其户籍所在地是哪里，其子女都有权在所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将“民工子弟学校”纳入正规的义务教育轨道，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撤并或者扶持；打破高考歧视，真正体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同样的分数，北京人能够上某个名校，外地人也平等地被录取！
“我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存在。”这是一位外国登山家对采访他的记者的回答。
同样的道理，我们为什么要对陈旧的户籍管理制度导致的教育不公平发出呐喊，因为既得利益者不会主动地让出他们“多得到的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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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