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地王与二次房改互为因果

　　3月15日，媒体报道二次房改列入人大正式议案。同一天，北京举行两会后首场拍卖。推出的六宗地块中，三宗被国企高价拿走，并创下三次拍地新纪录。有人认为，这是央企给房改迎面的一个大耳光，其实不然，央企地王倒是与二次房改交相呼应。

　　人大代表提议的二次房改， 并非意在抑制商品房尤其是高档商品房价，而是由政府解决低收入人群与夹心层的住房需求，从而放开商品房价。政策核心是三三制——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三种住房制度指的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和针对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体制。而相应的三类供地方式也分别为：政府划拨方式供地、“四定两竞”招标用地和商品房的“招拍挂”方式供地。三支队伍则是政府、民间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及建筑开发商共同参与。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供应对象是占城镇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

　　这与新加坡模式如出一辙，即推行以政府分配为主、市场销售为辅的国民住房政策。在过去40多年里，新加坡政府共兴建了将近百万套组屋，使大约84%的国民住进了组屋。在政府建设保障型住房后，高档商品房市场将更加开放，价格会更高，因为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更少的土地获得更多的溢价。以新加坡论，对商品房市场彻底放开，其商品房价格高于保障性住房价格9倍。2007年，美国楼市崩溃，海外资金加速从欧美流入亚洲市场，新加坡房价全年升幅逾24%，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央企打的算盘是，赶紧跑马圈地，而后以地王之身推动楼王诞生，全面掌控利润最丰厚的高端商品房住宅市场。央企地王诞生与二次房改是互为因果的循环链条，是央企垄断利润在房地产领域进一步放大的结果。

　　央企地王现象，更是行政化的信贷市场与行政化的银行体系之畸形投射。

　　就社会资源占有量而言，央企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央企屡拿地王，证明央企：第一不缺资金，第二并非中国经济定海神针，第三是推高房地产市场的最大推手。央企需要改制成本的高论、低息信贷向央企倾斜的做法，不外乎为央企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寻求解释，根本站不住脚。从金融到烟草，从中海到中粮，各行业央企的“非主业投资泛滥”说明央企并无核心竞争力，其利润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资产价格上涨，他们是中国信贷与资产泡沫的推动者，而不是实体经济的定海神针。

　　2004年，169家央企中有八成的企业涉足房地产，国资委当年6月通报，决定由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华侨城集团公司等五家企业整合央企的房地产资源。如今，128家央企中超过半数以上涉足房地产，其中多数属于超越主业经营范围越界进入。

　　究其原因，由于可以获得垄断收益与优惠利率信贷，央企对于成本感受钝化。在信贷紧缩情况下，央企还能获得优惠利率，而绝大部分民企不仅被取消了优惠利率，甚至无法贷到款。此外，1994年后央企的税后利润不再上缴中央财政，虽然这两年央企开始进行国有资产预算，但红利在央企系统里打转。

　　不仅如此，央企大多有子公司在证券市场上市，只要通过重组整合概念就能在股市圈钱。2009年最典型的重组股就有军工概念股，包括大飞机、航空、兵器装备股，如受益于兵器工业集团内部整合加速的中兵光电、新华光等个股一度成为市场宠儿。

　　央企涉足房地产越深，房地产泡沫越大，中国经济就越危险。两会期间，一些主业并非房地产的央企负责人也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作为国有资产的直接负责人，保持国有资产的持续升值和盈利是“职责所在”，使用自有资金进入利润率更高的房地产行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符合市场规律。而一旦房地产市场不可避免地下调，央企将拖累中国经济遭受灭顶之灾。如果所有的央企都依靠房地产保值增值，足以说明央企对于中国经济的作用存在于人们的想像，应该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