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青（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我对“过热”这个词一直有抵触。第一点，根据过去的经验，跟在这个判断后面的是“加强宏观调控”的提法。这些词语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此形成的实际政策往往演变成了加强行政调控、加强审批、削弱市场的作用。这一次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样下来，在大家的理解中，“加强宏观调控”与“加强行政控制”近乎是同义语。本来，政府部门有加强行政管理的倾向，需要高层来抑制。高层决策说要“加强宏观调控”，就可能被用来借题发挥。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能不能用利率、汇率、税率这些宏观杠杆来比较有效地调节总需求。市场调节相对于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在微观层面上，社会共识在增强；但是在宏观层面上，现在比较主流的看法仍然是认为市场不灵政府灵。按照这个逻辑，“宏观调控”就成了“行政调控”。 认为宏观杠杆不灵的主要理由是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不按市场规矩出牌。对这个逻辑，本来应当拿统计数据来验证，来做计量经济学的检验。我自己做过验证，结论是，中国经济过热或者过冷与真实利率高低有非常强的关系，真实利率太低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倾向，真实利率过高一定导致总需求疲软。这就是说，通过利率这些手段来搞宏观调控本来就可以了。实际上，去年投资增长率很高，国有、集体和外资的增长率都比较高，个体经济的增长率低一些，是因为农民建房投资的增长率比较低。这个情况再次说明，不同类型的投资主体的行为，在短期经济波动方面是非常一致的。而导致这种一致性的基本原因是真实利率太低。大家面临同样的利率，所以行为也一样。当然像土地审批这些事情比较复杂，不能简单说是不必要的行政控制。但是，利率偏低是去年以来投资高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主犯”，土地控制比较松充其量是“从犯”。进一步说，土地控制也可以通过调整批地价格这样的手段来进行。 我对“过热”这个词有抵触的第二个原因是，判断宏观经济的冷热程度总得有一些量化的指标，即使是偏热了，也要考虑程度上到底怎么样。从去年到今年初的情况来说，要用“过热”这个词也行，那就用吧，但是总得分个档次吧。不能说前方发现敌人了，就摆个炮阵将前面的城市打平。“有敌情”三个字太简单，敌人到底是5万、5千，还是5百，是游击队还是大兵团，要分个程度。准确估计当然很困难，大概说个数还是可以的。4月份的时候，很多方面将经济偏热的程度估计得很严重，主要理由一是投资增长率太高，二是煤电油运紧张。实际上，月报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存在可比性问题。后面几个月的投资增长率很快下来了，一部分是实际下降，一部分是数据不可以比造成的现象。 其实有很多指标可以用来估计宏观经济形势，比如说名义ＧＤＰ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在1994年达到了35％，是全年平均的，最高的时候可能在40％左右。今年1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大约是15％，即使有所低估，也还是比1993－94年间差很多。电力和运输的问题在更大程度上是结构问题，不是总的生产能力问题。综合各方面情况看，这次经济偏热在程度上不到1993－94年间的一半，所以宏观调控应当注意分寸。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措施，我觉得足够了，现在应当逐步减弱行政控制。即使出现了反复，再通过提高利率这样的手段也能解决问题。总的来说，现在需要的是微调，没有进一步用猛药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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