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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同意说广东‘民工荒’。”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王观玉多次在媒体上表达了这一观点。 王观玉的论据有两个：一是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今年第二季度的分析表明，需求58.45万人，求职57.50万人，供需平衡。二是根据通过对306家企业的调查，只有166家企业反映招用普通工比较困难，普通工的缺口为8.7万人。
但是，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公布的官方数字却与省里的说法大相径庭：深圳目前缺民工30万人。深圳关注劳工问题的专家、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所长刘开明博士也同意这个说法：仅166家企业就缺了8.7万名工人，正是说明了“民工荒”确实存在。
对深圳“民工荒”究竟“荒”到何等程度，也有几个不同版本的数据：一是深圳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数字，缺口为30万人；二是宝安区政府向省里传递的一则消息，估计仅宝安区的缺口就达40万人；三是刘开明博士的推算：深圳关外有18个镇，每个镇平均有企业800多家，如果一家企业缺50人，一个镇就缺4万人，关外18个镇的缺口就超过70万人。这还只是保守的估计，“推算的数据比166家企业缺8.7万名工人已经低了不少”，实际上，有的厂缺口已经在千人以上。按此推算，整个广东省缺工在200万人以上。
经过记者在关外几天的采访，发现深圳“民工荒”可能远比公布的数字严重。许多人认为，这预示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落幕。
【调查】
深圳是“女工荒”
如果说“民工荒”是珠三角地区的普遍状况的话，那么深圳的情况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女工荒”。在宝安区龙华镇，一路上看到不少工厂在厂房前扯起大红横幅招工，工业区里几乎每家企业门口都张贴了招聘启事，不少还写着名额不限，可是应聘人员却寥寥无几。其中，“急需大量女工”的字样频频出现，一家“信达”厂拉出的红幅就是“大量招聘女普工”，记者随后采访了多家企业，十有八九的厂都在为招不到女工犯愁。
在福永镇怀德翠岗工业园，记者走进了一家名为“华发电子”的工厂，负责招聘工作的女员工告诉记者，女普工最难招，因为厂里订单多，需要大量的人手，所以有多少女工都可以接收。为了招收女工，公司不但在门口贴招工广告，同时还到沙井镇的人才集市上招，但每次都只能招到一两个人，有一些男青年来应聘，公司又不愿要。
为什么这些工厂只对女工如此“青睐”呢？工厂人事部门普遍表示，主要是年轻女孩子好管理，男孩子多了容易拉帮结派，还会发生打架斗殴事件，所以，公司即便遇到了条件合适的男工，也不愿意要。
“深圳主要就是缺女工。”深圳市人力资源市场相关人士表示，目前企业缺人的岗位多是操作性岗位，而这些岗位都偏爱用心灵手巧的女工，大约占到了深圳工厂全部岗位的80％。不仅如此，由于以往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所以企业在招女工时非常挑剔，只要16－24岁的“黄金年龄段”。对年纪稍大一点的女工，厂方就会担心她谈恋爱影响工作，或者结婚后要休“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一般都会辞退掉。所以现在劳动力一出现缺乏的苗头，“挑食”的深圳企业立即就感到女工难招。
【现状】
招女工搭男工
职介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据透露，以前职介公司为了与企业拉关系都要给人事部人员一些招工回扣，现在用工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变成企业要出大价钱给职介招工。一位不透露姓名的职介人说，已经有两三家电子厂因为急着招人，允诺说招到一名女工愿付100元给职介公司。这一现象在业界已不是秘密，一般都是招到一名女工付50—100元。
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市场的管理人员也告诉记者，他们现在每天接受20－30家企业委托招工，基本上有50％得不到满足。其中要人最多的企业要招1200名女工，但是他们四处联系，每天也最多只能招到100多人。无奈之下，只能对企业进行“搭配”，每供给一名女工，要搭配1－2名男工给企业。即使这样，还是供不应求。
【困境】
用脚投票，深圳落选
根据记者手中深圳市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份内部汇报材料分析，深圳出现招工难问题的原因，是深圳的劳动力收入长期偏低。随着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崛起，使得内地劳务工外出打工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发财去广东”，而是“东西南北中”有了多种选择，特别是流向了长三角地区。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深圳的收入已经不再有什么吸引力。根据今年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特区内今年为610元／月，特区外480元／月，而处在长三角低发达水平的南京地区，今年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地区620元、二类450元、三类390元，在11年中进行过13次调整的上海市，今年7月1日发布的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已经达到635元。而这还仅仅是表面上的数字。由于关外不适用特区内的法律，造成了劳动保障部门很难对企业的用工规范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多名工人私下向记者反映，关外的工厂“都一样”，几乎每天都会加班到凌晨，周末也很少能得到休息，这是“谁都晓得的事”。至于最低工资，也只是“应付检查的东西”。在他们的谈话中，经常会流露出在这里打工“没意思”的情绪。
除了本来就不高的收入，和长时间大强度的劳动之外，让民工对深圳减分的地方还包括高昂的物价和深圳的治安。众所周知，深圳的物价高企，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其它城市。即使名义收入差不多，但是深圳的消费会让民工们的实际收入大大降低。而深圳的社会治安一向不太好，非法职介大量存在，特别是每到年底，都会有许多老板“落跑”，留下一群辛苦了一年却拿不到血汗钱的工人，要么去堵市政府，要么去跳楼。长此以往，民工们都留下了“深圳不安全”、“深圳骗人”的印象，使劳务工望而却步，怕来深圳务工被抢被骗，“被黑怕了”。
一名来自四川的工人告诉记者，每年春节回家，亲戚朋友在串门的时候，都会私下聊聊一年打工的感受。这样一来，哪个城市打工赚钱多，哪个城市打工相对容易，都会从四面八方回家的民工嘴里知道得一清二楚。过完春节再出发的时候，去深圳的人“一年比一年少”。
用社会学的观点分析，深圳在民工“用脚投票”的过程中，已经落选。
【原因】
劳动力增速减缓
一些学者认为现在的“民工荒”不足为患。既然深圳的劳动力配置已经完全市场化，那么招不够工的企业自然会提高民工的工资待遇，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让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曲线重新找到交点，民工荒自然就解决了。因此，大家提出的解决办法大都是呼吁“资本家”们提高民工待遇。
而刘开明教授认为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他认为，过低的劳动力价格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根据对企业的调查和官方公布数据的分析，在深圳打工的民工总量并没有出现较大范围的变动，而是新增劳动力不能满足深圳需要。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目前深圳经济形势火热，需要大量的新增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出生高峰期已过，每年可供给的新增劳动力呈逐年下降之势。此消彼长之下，劳动力短缺也就成为了必然。
他分析说，如果我们以18岁为劳动力进入市场的最低年龄(实际上要低于这个年龄)，并以28岁为劳动力进入市场的最大年龄，那么，1992－2002年适龄的劳动力的上限是1964年，下限是1984年，这里面就包含了我国人口出生率最高的10年，而在未来的10年里，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年龄上限是1974年，下限将是1994年，如果我们将1964－1984年的适龄劳动力与1974－1994的年适龄劳动力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者比后者要多得多。1975年为人口出生率的转折点，1964－1974年出生的全部人口为2亿7414万，而1975－1985年出生总人口不过为2亿1830万，两者竟然相差有5584万之多，并且一直到1990年，任何一个年度的出生人口，均要少于1964－1974年。
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上世纪90年代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表象背后，有很大程度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急速增长的后果，而这是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延到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的。所以，一味要求企业老板提高工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刘开明认为，深圳在民工的价格和配置上已经完全市场化，但是在对他们的社会管理，特别是社会资源的分配上，远没有市场化，而仍然是歧视的态度。这种在劳动力供给充沛的情况下形成的做法，已经不适用现在的形势。“超低价使用民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的制造业企业必须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