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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在黑暗中从头摸索，积累知识时发现，知识的代价是他们无法承受的。耕地不能转让，从小习得的耕作知识贬值为零，农民另谋生计所赖以为生的资本只剩下力气。他们不但要从头开始积累新的知识，还得养家。
留在记忆中的乡村总是诗化的。有两幅这样的画面从儿时保存至今。其一，每天清早，屠户挑担挨家挨户地叫卖。其二，寒冬腊月，村里的男人结伴外出，为来年的农耕早作准备，买耕牛去了。
但我那时就想：为什么卖耕牛的人不像屠户一样挨家挨户地叫卖呢？要是这样，大人就不用外出了。
买和卖有不同的信息费用
愿望很多时候是因为无知。买者和卖者相遇要有信息指引，或者说有搜寻成本。
为了降低搜寻成本，人们有意无意中发现了各种办法。屠户挨家挨户地叫卖就是一种节约搜寻成本的办法。屠户出来叫卖比众人找他节约人们为交易要奔走的路程。请注意，尽管是屠户搜寻，搜寻成本是由买者和卖者分摊的。表现为屠户到你家来卖比你去他那儿买，价格要贵一些。所以搜寻成本下降对双方都有益的。并非总是卖者搜寻买者，卖牛人牵着一群牛挨家挨户地叫卖，一群牛在叫卖途中发生的费用可不少。因为牛是活的，这可不像屠户挑担叫卖只消耗力气。因此买牛人去找卖牛人也是节约搜寻成本的惯例。一种更进一步的办法是买者和卖者各走一半的定期集市，集市是在挨家搜寻基楚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节约搜寻成本的制度安排。
明白这些道理要等到我学了经济学以后。无知的孩儿只是望着空旷的村落发愁，幻想着卖牛人有一天像屠户一样来挨家挨户地叫卖。
离土不离乡的尴尬
又是冬天，我回了一趟老家。从我上大学算起，寄居他乡二十年有余，每次回家都不免有些惆怅。因为村子太安静了。
不只是男人，越来越多的女人也外出打工去了。留下老人和孩子，守着偌大一个空旷的村落。上学前班的侄子，因为一年之中只有过年那几天与父母在一起，因此也在思考着类似于我儿时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大人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而不在家里挣钱呢？这当然只是孩儿无知的愿望，但是有关“三农问题”的高谈阔论同这愿望有差别吗？这就是许多“三农”专家们的所谓“离土不离乡”，“农业产业化”之类。说白了，不就是主张农民在家里挣钱吗？
育种和水利在上世纪取得突破，加上分地到人(耕地承包制)的激励，产生了两个结果：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以及随农业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数亿过剩农业劳动力。世代以农耕为生的农民赖以生存的是两样东西：土地和从小习得的世代累积的有关深耕细作的知识。数亿过剩农业劳动力碰到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另谋生计，从头开始积累新的知识。
这对农民并不容易：我的大弟在村里办过酒厂，到附近集镇开过饭店，也做过二道贩子，但每一次都赔进去好几万，至今在他乡躲债；还有一堂弟，种西瓜烂在地里，再办橘园，却不知道该把橘子卖给谁。
血汗工厂节约学习成本
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在黑暗中从头摸索，积累知识时发现，知识的代价是他们无法承受的。耕地不能转让，从小习得的耕作知识贬值为零，农民另谋生计所赖以为生的资本只剩下力气。他们不但要从头开始积累新的知识，还得养家。
有关“三农问题”的高谈阔论，看不到农民另谋生计要从头积累知识，或者看不到积累知识是有代价的。农民如果真按那些知识积累代价昂贵的主张去另谋生计，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我两个弟弟那样。
大多数农民做出了比任何“三农问题”专家都高明的选择：这就是外出打工。他们首先是凭力气挣“血汗钱”养家糊口。在挣“血汗钱”的过程中边干边学，几年下来就初步积累了从事一种新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完成了一个农民到一个产业工人的蜕变。边干边学，所积累的知识是活动的副产品。农民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积累另一种生计的知识，代价为零。
有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外出打工这条路，是农民在既定的约束下经过反复比较做出的理性选择，也是数亿农业过剩劳动力的一条主要出路。每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都不忍卒睹那些“血汗工厂”的情景，但你要看到这些工厂的作用——当然，我们首先要指出，拖欠农民工血汗钱这类行为当然要用制度禁绝；工厂工作环境不佳的状况也必须改变——但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工厂的就业机会而不是高谈阔论的那些“专家”为中国农民提供了走出农村的最初出路。
二十多年来，从理论到政策，有一个奇怪的教条：要农民另谋生计却不让他们离开农村。这造成了只剩下以气力为生计的过剩农业劳动力另谋出路的额外负担。千万打工大军背井离乡，说明离土不离乡这一思路只是一种愿望。关心农民就应该承认，他们自己的选择优于别人替他们做出的选择。>>>回到星空财经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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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