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富人要不要考虑穷人？这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最近，由于北京一个自称“很富的人”的房地产商人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宣称“不考虑穷人”，媒体进行了一场比较热烈的讨论。说实在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侮辱常人智力和道德水平的问题。不能因为一个人很富，他说的任何蠢话都应该受到重视。假如他说，“我就不讲道德、不尊重妇女、不重视环境”乃至“我就随地吐痰、饭前不洗手、便后不冲厕”，因为这些通通跟我“在商言商”、“利益最大化”的商业逻辑无关甚至相悖，难道媒体也要逐一地近及个人健康、社会稳定，远及可持续性发展向他耐心解释？媒体并不是他的免费小学或者幼儿园。
一些论者之所以着急，显然是认为缺课的并非这位商人一个，而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在我看来，这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在它的背后站着一连串问题，诸如效率要不要考虑公平、学术要不要考虑思想等等，都是近年来比较凸显的重要问题。
朱学勤教授在总结2004年的传统文化思潮时提到，“大陆中青年(人文)学者，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过早，……进入大学后继续受害于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尚未及时矫正，已经开始发言”。其实，同样的道理，理科生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文科生又何尝不缺人文课？乃至全体社会成员，在某种程度上，都缺掉了幼儿园的启蒙教育。
缺食和偏食，分别导致营养的供应不足和结构失调。缺课的中国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狂补人文课，导致文化热甚嚣尘上；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又狂补经济课，于是经济学又压倒一切，不管什么专业，人人都在谈“利益最大化”，生怕自己显得落后。作为一种矫枉过正，喊一些“金钱至上”的口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真的以为“过正”就是“正”本身了。一些过去无耻的言行，今天仍然无耻着，比如“不关心穷人”。不要说在福利发达的西欧和加拿大等国家，即使在最资本主义的美国，你很难设想一个人可以公然发出这样的叫嚣。长期和富人打成一片的共和党，也只敢说他们的政策更有利于社会进步，从长期看更有利于穷人，可以鼓励他们努力致富。在最拜金主义的好莱坞，其实你很难听到“票房第一”这样的口号，稍微有点办法的导演，都要搞点艺术和思想的东西来“从良”。像斯皮尔伯格这样很有办法的导演，就只好拍一部《辛德勒的名单》了。人们当然不会歧视只会挣钱的人，但也不会让他无比自豪地到处嚷嚷。在商界的富人俱乐部里，从事慈善(关心穷人)几乎是仅次于“有钱”的一条铁律。巨富如比尔·盖茨，刚出道时没有及时捐钱捐物，也颇遭人非议，直到后来他大手一挥成为世界上最大(至少出钱最多)的慈善家(主要救济和他的日常生活或商业利益八竿子打不着的非洲等地艾滋病患者)，才稳住了相应的商界地位。最新的消息是，真正“很富的人”李嘉诚先生又将78亿港元划给公益慈善基金，而且强调不会为其本人或家族成员带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有人赞赏这位“很富的人”的房地产商人的诚实，但是诚实并不能成为无耻的挡箭牌。在西方的人文教育中，自私、自大、贪婪、好色等等这些(我们不得不诚实地承认的)自然人性的东西，是被当做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来对待的。承认和面对这些东西，是在承认和面对我们的软弱和令人羞愧的一面，而不是什么令人自豪的发现。
上周我在纽约参加一个互联网与媒体的讨论会，随后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与部分中国学生座谈。在这两个场合，我都提到了两周前刚在纽约去世的苏珊·桑塔格。这位因为在9·11后和伊拉克战争中激烈批评布什政府和美国文化、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批评东道主以色列而为很多中国人知道的美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位政治学者，甚至不是专业的时事评论家，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位文艺批评家，而她自己最想要的身份是小说家。在写了两本历史小说之后，她甚至发现，“如果关心历史，你就不会太关心政治”。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对现实问题不平则鸣。在她这样的知识分子看来，良心、人道、真相等等并不会因为专业的分工而消亡，而是所有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的底线。
正如这位房地产商人将自己“定位为商人”一样，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将自己“定位为学者(更不用说经济学者了)”，公然为自己的犬儒行为自鸣得意，出现了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的现象。不用说这些学问家从来没有放弃倡导某种思想，其实犬儒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它影响着社会。这就是我说的站在“不考虑穷人”论背后的重要问题。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