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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如何用好新增事业经费及各种中央转移经费来造福农民，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应拓展到提高农民整体福利上来
当前学界及政策研究部门的“三农”研究，大都围绕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文章。农村税费改革六个字“多予、少取、放活”，归结起来就是要让农民增收。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旨也是“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因为农业长期被忽视，在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粮食短缺引发农产品的大幅度涨价，农民收入连续两年有较大幅度增加。不过，因为粮食增产很快就会改变供求关系，农产品涨价的空间有限。税费改革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大为减轻，减负的空间也已不大。从长远来看，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还是将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减少农民，扩大农业规模经营。但将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农民增收的速度，将长期低于整个社会收入增长的速度。
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低于整个社会收入增长的速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尽可能缩小农民与整个社会收入的差距，就应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但是，也正是因为农民增收空间有限，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局限于农民增收，而应该拓展到提高农民整体福利的思路上来。
农民福利来自农民对包括收入在内的各种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
收入水平无疑是衡量农民福利最为重要的尺度，但农民福利最终要落实到他们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不仅与收入有关，而且与农民的人际联系、村庄认同、精神活动等关系密切。质言之，农民福利来自农民对包括收入在内的各种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这样，我们就有较农民增收多得多的增加农民福利的办法。
在农民增收以外，提高农民福利的途径很多。择要说来，如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加强农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提高农民精神生活的质量等等。当前农村最为富余的是劳动力，最为缺少的是现金。如果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调动农民的合作积极性，我们就可能由富余农村劳动力来做出也许不会被统计为农民收入、却可以提高农民福利的事情。
物质层面以外，可以组织农民开展与健康有关的文体竞赛，重建自己的文化生活，而不是让农民去观看电视中演绎的城市小资生活。这就可能让农民感受到自己作为自己生活中心的价值，让农民的主体性得以体现，让农民从自己的生活中发现美，而不是去羡慕城市有钱人的生活。
农民更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
不仅要让农民有以自己为主体的健康的文体活动，而且应该满足农民价值性的需要。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地方，也是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他们未来人生的寄托所在。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人生需要永恒，只有有了历史和未来，人们才会产生长远的人生预期，才可以应对漂浮的生活。中国农民的永恒是很物质化的，如果由老年人协会来主持编写村志，来记载村庄每天发生的故事，由村民在节庆纪念自己的祖先，有机会展望自己的未来，就可以为农民在快速变动的世界中找到一些稳定感，并因此提高他们的人生价值预期，增进他们的主观福利。
当李昌平说农民真苦时，今天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高。农民真苦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苦。除此之外，农民更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苦于他们不能合作起来，增进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彼此欣赏，他们不能在变动的世界找到稳定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一句话，他们不能使用集体力量来获得属于自己的生活。
当前农村政策部门在考虑农村政策制定时，切切应该拓展思路，将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使用到包括农民增收以外的诸多增加农民福利的事业上去。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