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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只要是涉及到“涨价”之类的“价格改革”，我们的社会总是遵循着“三个一点点”的模式进行，即国家拿出“一点点”，单位拿出“一点点”，个人拿出“一点点”……
这几乎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千篇一律的“涨价模式”，似乎非常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而谁都没有去怀疑，谁也不会去怀疑，谁也不敢去怀疑。
然而，当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差异越来厉害的时候，当广大的工人、农民为“新的三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而操心、烦恼、忧愁、担心时，我终于开始怀疑起这“三个一点点”的“天然合理性”来了。
为什么？因为这“三个一点点”的顺利实施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广大的工人、农民有足够的“承受力”，不仅仅是“社会心理承受力”能“承受”得起，而且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能“承受”得起。而我们的一些政治家、经济学家在考虑“承受力”的时候，往往重视的却只是一种“虚拟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单凭主观想象的社会心理承受力”。为什么？因为这种“承受力”实际是一种“无权人的无奈承受”，即便是“承受不了”又能有什么样的“如何”？！
的确，若是只有一个领域、一个部门进行“涨价”之类的“价格改革”，那么这“三个一点点”倒还“好说一点”，然而现在进行的“涨价”之类的“价格改革”却是全领域的、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立体性的，而且最后必然地统统“落实”到“具体的社会人”头上，都得要他们来“承受”，社会对他们命运的“安排”是：想逃都逃不了，想躲也没有办法躲。
是的，谁都承认改革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遗憾的是，社会改革的巨大成果并不是让全社会公民都享受到了。相反地，有些社会阶层、有些社会群体的公民不仅没有享受到巨大的改革成果，反而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过程中贫困化（“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了，譬如，“3000万‘下岗工人’”、“4000万‘三无农民’”两个数字加起来就是“7000万”，若是以每个家庭3人来算，受到影响的将是“2亿多人”（“近似值”）。我想，一个人只要头脑正常，那么对这“2亿多人”来说，他们是永远无法承受这“三个一点点”的，因为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实在没有“经济基础”去承受这“三个一点点”啊！
更何况，有些部门的“涨价”之类的“价格改革”亦不是完全遵从“三个一点点”模式的。譬如以教育领域的“涨价”之类的“价格改革”来说，依我看，这几年来大学的学费“涨价”已经达到了“乱涨价”、“胡涨价”、“瞎涨价”的程度了，它根本没有考虑广大老百姓的经济承受力，根本没有考虑人们生活提高的幅度，什么“听证会”都不举办，说涨就涨，涨你没商量，而且更要命的是让广大民众“100％”（而决不是所谓的“一点点”）地去“承受”这个大学学费的所谓“改革”。是的，当广大民众的收入还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水平时，那些经济学界的、教育界的“精英”们却一个个在瞎嚷嚷着要将大学学费与“国际接轨”。因而如今不仅是农村的孩子、城市中“下岗工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而且连许多公务员家庭对孩子上大学都感到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生活在大学的校园区，的确，如今大学老师的工资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和背景上的呢？它实在是与“和谐社会”的发展宗旨背道而驰的啊！
其实，像上述大学乱收费、乱涨价一类的现象又何只是仅存在于教育领域呢？房价的改革、医疗费的改革等等也都烙上了“乱涨价”、“胡涨价”、“瞎涨价”的痕迹，而倒霉的却是无权无势的广大收入低微的民众。
当然，中国社会之所以产生“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并不能完全责怪到这“三个一点点”的身上。然而我想说的是，社会改革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认认真真地去反思社会改革进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去反思一切“习惯性改革模式”，包括这“三个一点点”。为什么？因为这“三个一点点”的成功必须是建立在“改革的巨大成果”为全体民众共同享受的基础之上的。而如今，在厉以宁、张维迎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点”（实际上是“富人经济学”）影响下的现实却并不是这样。所以，改革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必须慎用这“三个一点点”的“涨价”之类的“价格改革”模式了。
（ 责任编辑：xiaoboh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