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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篇评论《有感郎咸平“不为任何阶层代言”》，先引用郎咸平的话：“我绝不是在为某一阶层代言，我惟一的目的是，呼唤寻求一个公正的、制度化、法治化环境。”然后有个说法：“‘不为任何阶层代言’理应是经济学界学术伦理的底线。经济学家不同于政治家--后者必须坚持一定的立场，必须扎根于某一阶层。”
本人看，“不为任何阶层代言”的经济学家是不负责任的经济学家。该评论和郎咸平所说的“阶层”是个不准确的概念，看全文，他们说的实际上不是社会意义的“阶层”，而是某个利益群体。经济学的对象和性质要求经济学家必须要为某个群体的利益服务，而不能成为不负责任或是在空中楼阁里做学问的经济学家。
所谓某个利益群体，按照老说法，有三种：国家、集体和个人。国家利益呢，是指全体民众的最大群体利益。政府是这个利益的代表，做经济决策的时候，要为全国民众利益来权衡利弊和有所取舍；为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要为政府取舍提供经济学的决策建议，而不能为某集体或私人群体的利益服务。而集体利益呢，通常是指企业或地区的利益。为企业或地区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要为该集体的利益着想，而不能为某个个人群体利益服务；在跟全国利益冲突的时候，要在不影响全国利益的条件下为本企业或本地区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个人群体利益呢，花样多了，可以是夫妻店，也可以是消费者或投资者个人，等等。为他们服务的经济学家就要为他们的最大利益着想，在跟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同样道理，在不妨碍国家利益的条件下为该群体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郎咸平怎么样呢？他说了，他在为港商权益说话，那不就是在为某个特定群体利益说话么？那就不是“不为任何阶层代言”了。如果港商权益跟国家利益和个人群体利益一点儿也没冲突，那忒好了，天下太平。如果有冲突呢？譬如价格政策或税务待遇等方面有了冲突，那么，为港商服务的经济学家就要在不妨碍国家利益和不伤害个人群体利益的条件下，为给港商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而提出自己的经济学见解。不然的话，您拿着人家的钱却不给人家干活儿，算个啥？
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混淆不清--那还算好的了；糟糕的，或可以说“腐败”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口口声声“国家决策”如何如何，其实呢，是在为他们的兼职企业或亲友私人利益集团的利益服务，说句不好听的话，是“挂羊头、卖狗肉”，利用工作之便而假公济私。如果经济学家们为企业或个人群体工作，就光明正大地说是在为那个群体利益服务，那么，民众是很通情达理的，是不会愤慨抱怨的。看看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的经济学家们，他们明确地说明自己的见解是为本企业利益服务的，民众有什么愤慨？没有。看看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的研究再理论化，再抽象，也是光明磊落地为某个特定利益群体服务的，研究结果有突破或有普遍意义，就有了获奖的可能。社会对他们有什么愤慨吗？也没有。民众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愤慨，主要来自于一些经济学家假公济私，打着“国家决策”旗号为兼职企业或亲友私人利益服务的行为，说白了，来自于一些经济学家的欺骗性见解。
咋解决这问题？答案早有了，那就是“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要以改革和民主法制为主要手段来防治各种腐败，要政企分家，要严格地做到公私分明，譬如：经济学家为国家政府搞学问和发表见解，就别再兼职企业或兼有私人利益；为企业或私人利益服务的经济学家，就请脱离政府，别在政府兼职。为了保证公私分明，就要认真立法和严格执法，严禁公私兼职，对假公济私和以国家决策名义为私人企业服务的行为要严惩不怠。
空中楼阁似的经济学家是不负责任或没有责任的经济学家，不为任何利益说话的经济学家是难以存在的。若不是有钱没处花，任何政府、企业和私人都不会白养些空中楼阁似的经济学家。因此，如果要说经济学家们必须有个学术道德的底线，那首先就要立法给出个明确的底线，要严格执法让那底线有效。而公私分明和各负其责，应该是这个底线的关键。
（ 责任编辑：胡晓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