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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朔州“3.19”矿难再次佐证：矿难高发已不是新闻，一茬又一茬的治理措施难以速效显效才是新闻。
近年来，重特大矿难接二连三地发生，用有些论者的话说，人们已产生“审丑疲劳”。确乎如是，如今发生矿难死人早已成为常态，不发生矿难反倒成为例外了。善良人们该流的泪似乎已经流干，该想的法子似乎已经想尽，然而，严峻的现实仍然是，人们还没从上次矿难的悲伤中走出，又听到了新的矿难噩耗。
难道人们真的对矿难就没辙了？我从来都不认为是这样。矿难高发绝非不治之症，只存在药物无效问题，不存在不治顽症问题。
平心而论，对于疗治矿难沉疴痼疾，官员方家确实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法子。比如事前提高行政许可门槛，事中加大监管督查频度，事后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等等。近年来，“拉网式检查”、“全部停业整顿”、“炸毁小煤井”、“提高赔偿标准”、“官员引咎辞职”、“严惩非法矿主”这些个关键词，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耳朵生茧。然而，爆炸依旧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上述措施何以不能速效显效甚或失效？不客气地说，既有责任人“不见官材不落泪”、“不抓”的作风问题，又有责任人“见了官材不落泪”、“假抓”的态度问题。然而在我看来，上述应对措施皆未超脱“治标”、“技术”层面，未能“打蛇打到七寸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根本。
我向来认为，突破“单一经济”困局才是遏止矿难高发的本策。我所谓的“单一经济”是指：不少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是凸显“靠山吃山，靠煤吃煤”特征的单一发展模式，除了煤炭一元经济，缺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互为补充循环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单一经济”发展模式下，煤矿经济成为地方GDP和财政收入的支柱，于是有些地方官员急于在自己任内干出政绩，把资源产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抛于脑后；开采成为矿主暴富之路，近年资源紧缺导致煤炭卖方市场形成和煤价飙升，黑矿主为牟取暴利要钱不要命，置安全于不顾强迫矿工超量开采超时开采冒险开采；下井挖煤成为矿工的唯一生计来源，为了维系生计，他们不得不冒险下井临危采煤。“单一经济”造就了三方面趋之若鹜唯煤是瞻的动力，三方面合力作用又反向刺激了“单一经济”发育壮大，不少地方已贻入“单一经济”与发展动力互为因果的困局和“单一经济”与矿难高发恶性循环的怪圈。
“单一经济”是一种畸形经济，自然贻害无穷。首先，久之必然造成资源枯竭，地方难以可持续发展。山西一家煤炭企业经营者直言不讳，山西是煤海，长期以来人们很少想到煤炭总有一天要挖完，觉得太遥远，可是短短几十年过去，山西的煤炭资源已经呈现“败相”，一些大矿濒临资源枯竭与后备资源紧张，全省总产量也几乎失去了增长后劲。其次，形成经济发展强烈的外部依赖。“单一经济”是一种“原料换成品”的落后经济，一方面对外部原材料需求产生依赖，另一方面对外部生产生活资料产生依赖，在输出原料和进口产品过程中难免受到双重制约和两道盘剥。作为全国最大的煤炭输出省份，山西煤炭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然而山西长期单一的煤炭输出非但未给山西煤区带来经济大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相反，那些资源贫乏的地区烧着山西煤或遥遥领先或后来居上。再次，造成矿工“下井冒死，不下井饿死”的悲局。以山西“3.19”朔州矿难中的细水村为例，该村是个500多人的村子，相当一部分人都靠下井挖煤为生，仅这次出事的细水矿和康家窑矿，就有他们村的20多人。下煤窑是他们别无选择的选择，村里有很多人都在从事这“四块石头夹一块肉”的危险工作。
“单一经济”当然不是科学发展观的产物。“单一经济”的背后，折射的是少数地方官员实现科学发展、造福一方百性、构建和谐社会的无能。官员的无能必然导致“单一经济”，“单一经济”必然导致矿主的疯狂和矿工的无奈，这难道不是矿难高发的政治经济根源吗？
应对矿难高发顽疾固然须要在事前防范、事中监管、事后补救层面寻找治标之策，更须要从根源上探求治本之策。我的观点是，不走出“单一经济”困局就很难从根本上突破矿难高发难局；不提高地方官员执政能力，不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构建和谐社会，就不可能走出“单一经济”困局。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