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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美大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在天津市和平区开设的分店，2004年2月收到了和平区卫生局公共卫生监督所25610元的卫生监测收费单，如此高额的收费把公司“吓了一跳”。公司当即就通过各种“关系”，与和平区卫生防病站“协商”，最后以缴纳7000元“摆平”了此事。
25610元的收费能一下子减去18610元，若不是新闻白纸黑字写得确凿，简直让人以为是天方夜谭。不幸的是，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一个活标本--出现在天津和平区卫生行政监督工作中的这个怪现象，反映的是一种体制病：行政监督和中介服务“一个躯体两张皮”，导致权力借中介服务之手变相寻租，中介服务之“狐”借官场的“虎”威获得垄断性“服务”及收益的特权，简言之：左手行政抓权，右手市场掳钱。
和平区公共卫生监督所是一个政府机构，行使的是卫生监管的行政权力，而这个政府机构，又“孵化”出了一个单位叫作卫生防病站。因为有了这“一分为二”，多少从市场上掳钱的事情就做得心应手，心想钱来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规定，卫生监督所负责宏观监管，发放卫生许可证时是不能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卫生防病站就不同了，它为社会提供市场中介服务，因此收费就可以理直气壮了。也许有人会说，你收费离谱我不要你的中介服务还不行吗？回答是否定的，其间奥秘就在于公共卫生监督所和卫生防病站其实是“一分为二”却又“合二为一”的。尽管所长不能收费但是却有行政权力，尽管站长没有行政权力却能收费，而收费的站长就是由不能收费的所长兼任的。以收费“养”监管，监管“为收费服务”，这就形成了一个“收费为了监管，监管为了收费”的怪圈，而有了这样“互补”的双重身份，那收费还能收不到？费用还能不离谱？
前几年，社会上曾有又做买卖又做官的“红顶商人”，集公私权力于一身，在市场上专做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生意。如今“红顶商人”已被逐出市场，但是似天津和平区那个“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不又是一个“红顶商人”吗？不同之处只在于，今天这个“红顶商人”不是个人，而是一级政府部门，搞的是公共权力部门化的权力寻租。政府部门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是越位，什么是错位，这些年天天在讲，早已耳熟能详。然而讲来讲去，平常时节点头称是，一碰到实际利益便马上阳奉阴违，这就足以证明，在利益驱动之下，寄希望于自我规范、自我约束或者说自我剥夺，乃是缘木求鱼。体制的问题没解决，缺了改革的的外力推进，即使时代不同了，也仍然会有怪胎冒出来。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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