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明：我就简单谈一下，刚才大家发言很精彩，有很多碰撞和观点。中国现在总体的势态不仅在产品上面遭受反倾销方面的歧视，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也受到很多的歧视，通过很多争论华人的事件能看出来。我们从贸易角度来讲，遭到反倾销贸易角度来讲，表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出口冲击到国内产业，也就是说一个成本的合理性，你的价格太低了，低价倾销，当然在经济学方面，如果说把社会成本考虑进来，一般都是用影子成本或者影子价格，进行评价。但是我想背后深层的原因是在于成本的合法性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针对中国的事件，而且是群发的事件，专门针对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在我们的成本不具有国际公认的合理性，侵害大量民工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剥削他们绝对的剩余价值。从西方国家来看，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里，这种社会责任的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一般的投资，就从金融市场上形成社会责任的驱动，有一个良好的驱动机制，在我们国家没有这种机制，我们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从国外指数来看，社会责任投资指数，SII指数，投资回报率都明显高于标普500指数等等一些大盘指数，都明显高于这些。所以社会责任能形成一种溢价效益，不管对公司来说，还是对投资他的股东来说，有一种激励机制。奇怪的是这些外国企业一到中国就变坏，社会责任具有地域性的特征。
马宇：大酱缸，一说中国文化就是酱缸文化。
郑建明：为什么本性是好的、循规蹈矩的外资企业一到中国来变坏呢，通俗来讲，就是大环境决定小环境，政府治理决定公司治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公共治理比较差，在公共治理比较差，单方面要求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为他的利益相关者做出福利最大化的努力，是不现实的。而且我们的地方政府有特别强的驱动，通过牺牲工人的身体健康，牺牲民工来讨好外商，这种驱动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前面的发言给我启发最大。最大的启发，让企业讲社会责任，首先需要让政府讲政府责任，这是大前提。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责任编辑：魏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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