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破“铁饭碗”到取消粮票

　　周溪舞回忆深圳特区设置之初的经济体制改革

　　1979年3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常委会通过深圳等市设置经济特区。至此，深圳开始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试验。

　　当年虽然没有说经济特区可以推行市场经济，但深圳特区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

　　当时，中央要求经济特区要按国际惯例办事；并允许市场调节的范围和幅度在全国要小一些，在经济特区可以大一些。中央有关领导在十三大指出：“特区的改革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这对初次参与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官员们来说，意味着深圳改革必经市场经济道路。也意味着在这条道路上要“跳出现行体制的框框”，在价格体系、流通体制、外贸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等方面依经济规律变革。

　　不过，尽管中央对深圳实行了特殊经济政策，遵循“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在改革过程中还是出现了新旧体制并存现象。宏观控制机制不完善，许多方面不同程度产生失控现象，如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消费基金增长过猛，人员过度膨胀等。

　　在这过程中，周溪舞从1981年调到深圳市，就任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直接分管对外经济，先后分管过财贸、金融和工业、交通。并担任过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亲自参与领导了深圳初期经济体制改革。

　　根据周溪舞对深圳特区设置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回忆，《第一财经日报》以口述史方式记录了他亲历的一些重要事件。

　　“急需先改”

　　1981年8月中的某一天，我告别了佛山地委大院，前去深圳。我到深圳后，认真阅读中央有关改革开放给广东特殊政策和办经济特区文件。

　　除了阅读文件以外，我还到下面的工厂去走一走。看了当时已经引进的外资企业的电子厂，总的印象是水平不高。1981年，深圳市工业总产值八九千万元，还不如佛山地区一个大工厂多。

　　1981年8、9月份，调来深圳的同志陆续报到了。有两天时间，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组织我们到深圳市和宝安县的各公社转了一圈。总的印象是靠南部那边的公社比较富裕，有的接近珠江三角洲的水平；靠东西部丘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看了以后，我意识到在深圳开展工作是非常艰巨的。

　　由于极“左”思想干扰，“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形成了很多死结，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形成了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由于价格脱离了价值，许多产品按国家规定的价格，除国家计划收购的产品外，买卖双方很难成交。因此便以物易物，这时出现了等价物，可以以每吨钢材换多少粮食，每吨粮食可以换多少钢材、多少水泥等。

　　账面上还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但背后要由以物易物为基础。这些是由当地的国营商业部门进行的，当时在珠江三角洲很普遍。

　　在这种背景下，深圳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哪里入手？我分析，可以用“急需先改”这句话来形容。就是从引进外资最需要的地方开始，然后按照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要求，形成从局部改革到全面改革、从单项改革到配套改革、从初步改革到深化改革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1981年8月，我调到深圳市的时候，这些方面已经进行了改革，当时市政府制定出了劳动用工、工资报酬和土地使用制度。为什么要“急需先改”？举例来说，外资进来了，首先碰到的是怎么招工人、怎么发工资，因此就从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开始。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制定每年劳动力增长指标，然后层层下达到各级政府，当地政府再根据企业用人情况分配劳动力指标，然后经过劳动部门调配劳动力。工人进了工厂以后就是固定工，享受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待遇，企业不能随便解雇工人，所以人们称之为“铁饭碗”。

　　改革开放后外资进来了，他们有经营期限，特区不能用这种“铁饭碗”制度，当时便制定了合同工制度，就是企业根据需要招工人，工人根据自愿签合同，工资、待遇都在合同中定明。

　　到1987年，在全市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我们概括为在12个方面进行了改革，这就是：在计划体制、价格体制、流通体制、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物价急闯关”

　　现在回过头来看，解决商品短缺的问题，一开始还不明确，这就是进行流通体制和物价改革。

　　1982年以后，深圳物价不断上升，这引起了上级物价部门的不安，准备处分一些干部。当时由于分管财贸工作的副秘书长提高荔枝的价格，省里准备处分他，后来我说这是我同意的，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后来谁也没有受处分。

　　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所有商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统购统销，第二类是国家计划收购、计划销售，第三类商品是国家没有计划收购的商品，国家也收购，但是随行就市收购。但这三种商品的分类是会经常调整的，那时开会，最怕又要调整商品分类了。一缩小三类商品范围，市场就死了，一放开就活了，那种管理体制形成一个周期性的恶性经济循环。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是两个市场、三种价格、三种货币。两个市场是计划市场、自由市场。深圳的三种价格，是指国家牌价、国家指导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三种货币是人民币、人民币外汇兑换券、港币。

　　由于特区发展需要，人口急剧增长，生活日用品紧缺。东西不够，怎么办？只能运用国家给特区的特殊政策想办法解决。

　　记得1981年秋天，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开玩笑地跟我说：“老周，中秋节，我吃饺子想买醋都买不到，你这财贸是怎么管的？”我心里想，在深圳何止是醋，买不到的东西多了。我也知道梁湘是开玩笑的，但是我心头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1981年左右成立了一个进出口服务公司，它不属于商业系统，也不属于外贸系统，就是深圳靠特殊政策搞起来的，利用它四处采购，解决市场供应问题。

　　当时，深圳的主要财政收入有三大家：第一是海关代收工商税，财政收入的70%~80%都靠它；第二是免税商店；第三就是进出口服务公司，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他们在国内采购，碰到很大困难，并经常被外省投诉。

　　1982年上半年，国务院特区办公室转来一个信息，说四川省的商业部门投诉深圳市的商业部门，深圳去四川收购辣椒干，影响四川的辣椒收购计划和供应计划。

　　我听了以后，暗骂一声我们这个经理真是太窝囊了。谁都知道四川人没有辣椒过不了日子，而深圳人包括流动人口，并不一定天天吃辣椒，更何况，收购辣椒干，哪里不好去，偏偏要跑去四川收购呢？我在佛山地区工作的时候，军分区有一位副政委，他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老家在四川，上世纪70年代初回家探亲后曾跟我闲聊，他说当时四川辣椒干是凭证供应的。

　　由于中央准备发行特区货币，又因为特区外汇包干，因此我们就想办法到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去用外汇采购商品。在1982年下半年，组团去参加广交会，由我任团长。可是各省外贸企业说：他们的产品都是卖给外商的，根本就没有见过国内公司来买东西的。卖给你们是否用外汇交易，算不算完成出口计划？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15周年时，广东省委拍了一个《中国特区》的纪录片，其中有一段旁白：“深圳的商品丰富了，但市场的价格却再也无法用行政命令来协调统一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深圳特区开始提出了按市场规律办事，改革商业、物资体制和改革物价管理，深圳的物价闯关比1988年全国范围的物价改革整整提前了5年。”

　　“菜市长”价格招儿

　　中国当时在改革开放中遇到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物价并轨，并不好就出问题。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蔬菜供应紧张是比较普遍的问题，一个原因是粮菜争地问题，全国粮食紧张，不能随着城市人口增加而扩大蔬菜种植面积。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蔬菜收购价格不合理，农民没有种菜的积极性。深圳情况也是一样，创办特区后人口急剧增加，蔬菜供应就更紧张了。

　　那时候，很多城市为了加强对蔬菜供应的领导，由一个副市长分工抓蔬菜生产，人们戏称为“菜市长”。梁湘在广州工作的时候，就担任“菜市长”，深知抓蔬菜供应的难度。在深圳，由于我分管财贸，梁湘明明知道这个工作难度很大，但为了解决群众吃菜问题，还是不断地对我施加“压力”。

　　1982年上半年，梁湘提出来，组织外地有种菜经验的农民到深圳来种菜。于是，由市政府组织了5000名潮汕农民来深圳种菜，但价格不涨，菜价太低，不久，农民不干了。后来又到广州郊区再组织了5000名农民来种菜，没多久，又都不干了。农民讲我能挣多少钱，种什么菜划算，这是很自然的。

　　粮食倒挂，油倒挂，蔬菜倒挂，地方财政倒挂不起，就不能提高蔬菜收购价格。以上各种因素互为因果，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死结，当时的中国经济领域有很多这一类的死结。

　　1982下半年的一天，我从住地走到位于老街的南塘菜市场观察。这里除了国营摊贩外，主要是四乡农民出来卖蔬菜的，蔬菜新鲜，花色、品种比较多，就是价钱比较高，但是，生意很兴旺。本来，四乡农民到城市来卖菜，这是一个历史习惯。由于加强市场管理，限制价格，农民就不愿意来了。后来，我们鼓励他们进城卖菜，欢迎比较远的县份长途贩运，价格随行就市，不加限制。附近农民到深圳市卖菜积极性高了。

　　所以蔬菜问题，基本上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解决的。要解开，就要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我们当时研究办法：要提高蔬菜收购价格，使到深圳的农民有种菜的积极性。对于高档菜、细菜，如芹菜、黄瓜等好一点的，价格提得多一些，对于普通菜，如冬瓜、椰菜等价格提得少一点，这样一般群众不会增加太多的支出，因此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但收购价格提高得多、零售价格提高得少，果菜公司还是会亏本。我们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叫果菜公司经营承包，市里不给公司下达利润计划，卖的钱赚了归公司，亏了市里不管。从当时果菜公司的经营结构来看，进行承包是可行的。

　　第一个取消“粮票”

　　关于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的问题，在物价改革方面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按户籍人口定量供应。为了方便居民外出，印制了一种流动粮票，以便于他们在外地买粮。经济特区初期深圳也是实行这种制度，当时群众买米要凭户口或粮票，定量很低。那时大量的建筑工人和其他人员进来了，粮食定量不够，有的人还没有粮票，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

　　以1983年为例，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1832亿斤，其中从省调入的牌价粮占60%，三号大米每百市斤为27.82元。其中40%为议价粮，三号大米每百市斤为39.42元。价格比牌价粮高出40%以上，平均成本为32.57元。

　　这种粮食供应上的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购销倒挂、财政补贴，不利于生产，不利于流通，也不利于群众生活。

　　1984年11月，由梁湘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全国农村进行改革后，粮食已经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粮食供应已经没有那么紧张，又由于国家赋予经济特区在改革方面可以先行先试，因此深圳可以大胆地实行改革。

　　办法是叫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一些粮食，取消粮票，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如果发现周围地区大量抢购，再提高粮价和研究其他对策。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的作用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实际上深圳取消粮食凭证供应制度后，没有发生什么风波。

　　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报到的时候，管报到的同志看到我是深圳来的，便主动地说：“你们深圳取消了粮票，不收你的粮票。”我听了以后十分得意，因为过去来北京开会，经常有人提出一些不三不四的问题，比如：“你们深圳干部是不是都发了财？深圳是不是很多人搞投机倒把？深圳是不是尽赚内地人的钱”，这一次，北京人是用羡慕的眼光主动向深圳人提出不收粮票。

　　由于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再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1994年全国各省全部取消粮票，深圳取消粮票的时间比全国提前了10年。

　　可以说，深圳早期经济体制改革，从局部改革到全面改革；从单项改革到配套改革；从初步改革到深化改革。以金融改革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有“拨改贷”这么一个词，它的意思就是企业投资要由国家贷款改为向银行贷款，这就要改革金融体制。

　　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改革，这时主要是逐步批准外资银行进来开业。后来又由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与日本的金融机构合作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跨国的财务公司。

　　在改革方面我认为深圳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但应该说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成熟、比较完善、比较定型的经济制度。

　　近年来我曾到广东省其他一些地方去参观。云浮市提出来云浮要承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形成自己特色的工业，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从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到东莞的先进制造业、到云浮的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广东形成了有梯次的特殊产业群，像波浪式的一波一波向前推进。

　　深圳早期经济体制改革，从局部改革到全面改革；从单项改革到配套改革；从初步改革到深化改革。以金融改革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有“拨改贷”这么一个词，它的意思就是企业投资要由国家贷款改为向银行贷款，这就要改革金融体制

　　在改革方面我认为深圳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但应该说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成熟、比较完善、比较定型的经济制度

　　近年来我曾到广东省其他一些地方去参观。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从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到东莞的先进制造业、到云浮的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广东形成了有梯次的特殊产业群，像波浪式的一波一波向前推进

　　    周溪舞

　　● １９４８年参加革命，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四军一三一师政治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佛山分会工作，后留在地方从事青年团工作

　　● １９５２年，在佛山红棉丝织厂任中共党支部书记、副厂长

　　● １９５４年，任中共佛山市委委员、工业部副部长

　　● １９５９年，任佛山地区专员公署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任

　　● １９７４年，任中共江门市委书记、市长

　　● １９７８年，任中共佛山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副专员

　　● １９８１年，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曾兼任工业发展委员会主任

　　● １９９０年，任深圳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广东省第七届政协委员、全国第八届政协委员

　　● 现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