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本报记者 童辰 ■陈兰军

　　“真希望你们这些北京的同志能真正地到基层来走走，”这是刘建忠对前来做专题调研的中国经济时报社长包月阳说的第一句话，他希望从事农村金融研究、决策和报道的人士能更扎实地深入基层，以期达成更符合农村现状的共识。

　　自从温家宝总理对重庆农商行做出“加强指导，注意总结试点经验”的批示后，这位重庆农商行的董事长一直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为中国的农村金融事业趟出一条路来。

　　一段时间以来，曾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多年的刘建忠心事重重，他担心的不是农商行的经营——重庆农商行在改制后，通过一系列脱胎换骨的体制机制的变革，正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业绩每年都大踏步地往前走，改制挂牌一年来，更创造出５８年来从未有过的好成绩。

　　政策性和商业性问题不能混在一起

　　农村金融问题是一个弱势局部和弱势群体的问题，“对于发达的农村地区而言，不存在农村金融问题，因为商业机构可以从中赢利，因而不具备普遍性。”刘建忠认为农村金融的关键所在，是对于广大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来讲，银行基本是赚不到钱的。

　　重庆农商行８０％的网点和人员都在农村，“我根本不指望他们赚到钱，能不赔就烧高香了。”当然，转制后的重庆农商行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特别是风险防范机制，以最大可能地防范新坏账的产生。

　　但是，赢利是奢侈的，“有的网点，一天也没几笔业务，但是还得保留，得有五六个人，得有其他成本和费用产生，你怎么赚钱？”

　　既然在广大的农村，商业银行基本无利可图，农村又需要这类机构，那么农村金融就是一个政策性问题了。

　　“从根本上讲，政策问题要用政策手段去解决，”刘建忠表示，作为一个国有背景的机构，重庆农商行对农村的服务实际上是自觉地部分承担了政府职能的延伸，“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我们是责无旁贷，于理于情都该把这件事情做好。”

　　他认为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涉足农村金融可能是靠不住的，“他们不像国有企业，牟利是资本的天性，他们图什么呢？总不能一直做好事吧？那就是慈善机构了。”

　　统筹是农村金融的重要出路

　　从重庆农信社改革特别是改制为农商行以来的实践，刘建忠发现，统筹是农村金融的一条重要出路。“我们的办法是，把城市的业务做好，反哺农村，把农村的队伍稳住，把三农服务好。这是一个统筹的概念，和重庆统筹城乡试验区的方向是吻合的。”

　　至少在重庆，在现有政策框架下，统筹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比方说潼南，还不算很穷的县，我们这两年用了７个亿去解决他的问题，置换花了６个多亿，财务费用７０００万，如果不是成立农商行整合在一起，当地政府能拿７个亿去清理？７个亿在西部地区不是小数啊。”

　　“再比方说奉节，９０％的违规，９０％的坏账，如果不整合在一起，边远山区弱财政，哪有力量去解决农村以前的坏账，那就只有退市，退市就是社会矛盾啊。”

　　统筹还带来规模效益提高、管理加强和成本费用的下降，“比方说ＩＴ系统，要是重庆还是４０个法人，各建一套，得浪费多少钱？比方说培训，集中培训和各自为政，花费和收效能是一回事吗？”

　　治理与管控，要汲取农信社的教训

　　重庆农商行用了３年时间来“摸清家底”，“那真是个无底洞，好在我们基本把它摸清了，”在摸清家底的过程中，刘建忠对重庆农信社系统的“旧病”心有余悸，“有的县联社，管理层二三十个，都是七大姑八大姨沾亲带故的；大多数县联社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一方面是人员素质和制度缺陷，另外一方面，那么小的规模，那么低的利润，他怎么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怎么去培训和任用高素质的员工？”

　　于是出现大量的违规贷款，“小额农贷有７０％不是农民用的，很多都被冒名挪用去做生意了，生意赔了，就成了坏账。有的人都死了，还被冒名去贷款。”

　　监管也是个头疼的事，“每个机构都是一摊，都难说规范，监管当局总不是孙悟空吧？监管得过来吗？”

　　刘建忠坚信国务院、银监会对重庆农商行的试点决策是正确的，“你们看吧，五年、十年后，重庆农商行必将在中国的农村金融史上写上一笔，重庆农商行的经验必将对中国的农村金融事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