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坤荣: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增长

　　为了促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及政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在海口合作主办以“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后危机时代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现场发回精彩报道。以下是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在论坛上的精彩发言：

　　谢谢主席先生的介绍。各位专家，各位朋友，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介绍的主题是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就国内的结构性特征与金砖四国和其他国家的比较做一个分析。

　　我是来自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主要面临的问题在后危机时代最明显的是两个：一个是内部，从内部的角度来讲，核心问题是需求的不合理，上午很多专家也讲到了，外需和内需的不合理，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从外部的角度来讲，由于金融危机使我们外需下降后更凸显结构性矛盾，出现了很大变化。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想唯有通过结构性的优化才能抵御金融危机，特别是未来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实现良好的发展。最主要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我们的需求结构，这是一个国际比较；第二是产业格局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两难困境；第三是怎么样由复苏转向可持续增长，有哪些可以考虑的政策。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格局来讲，核心的问题就是从原来的需求结构来看，传统的增长模式具有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的特征，这些方面使得我们面临着资源瓶颈约束，不利于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难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从居民的消费需求来看，我们看这张图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整个国际比较过程中，中国居民家庭消费占GDP比重是比较低的，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比一些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要低。从最近的这几年来看，更有下降的趋势。你们看这张图上，后面可能越来越少。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投资率不断上升的过程，投资率不断上升主要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在投资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中，也使得内需结构出现了很大的扭曲，从外需的角度来讲，出口越来越大，出口的增加使得我们面临的危机或者需求格局发生了变化。我来自江苏，江苏最近这段时间出口的下降牵动着整个中国的增长，因为江苏的出口是非常大的，像昆山一个县级市，他的贸易总量就是重庆这个直辖市的几十倍，最近由于外需的下降，出口下降了20—30%，与此相关的税收都下降。温总理在8个月之内去了江苏3次，原因就是江苏的出口下降带来了税收的下降，因为中国的扩大内需需要更多的税收，这里面隐含了很多的问题，这样的出口能不能持续有很大的疑问。

　　从产业的角度讲，我们是高投资、低消费、高出口；从产业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低社会保障、低人力资本结构、低产业结构使得我们退出来是很困难的，趁这个机会，我们能不能快速地退出劳动密集型特别是资源依赖型的产业，但是退出的过程很艰难，因为我们低的社会保障，低的人力资本，这使得我们面临低端劳动力失业之后很难一下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以服务业外包的产业很难实现替代，中国经济处在非常两难的境地，如果往前走这种资源消耗是很严重的，环境污染也很严重，走是很难走得下去的所以要退出来，退得太快了，比如这次金融危机之后，退得太快，又由于民生问题的凸现而举步维艰，没有太大的退路，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原因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制度安排缺陷，上午讲的公共支出短缺已经成为了我们最主要的产业转型障碍，使得我们需要去研究怎么来维持一个好的增长，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结构来推进。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讲，我们国家服务业的比重是非常低的，这里面有很多的障碍，主要是制度性的障碍造成的，低端的产业结构安排使得中国的需求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重要根源，对于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在经济转型之前，计划经济时代，最主要是重工化的导向挤压了空间，人为的提高投资率促进了高的积累，改革以后由于政府治理改革和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内需难以启动，使得出现了高出口。两难使得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出路。这是我们必须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产业结构失衡带来一些整体性问题，这些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在这个地方起来了，发达地区的就业主要是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这次为什么有的人说出口退税要不要停止，某种意义上最好是停止，因为能够限制产能的扩张，但是停止了之后使得劳动力的就业遇到很大的问题，回到原来的来源地，比如说不发达地区，像重庆、四川、湖南、云南、安徽、江西，我们在几个省市协调会议上发现，由于沿海地区产能的下降使得他们那儿的就业率下降了。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第一个是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体制根源就是政府过多的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实际上看一看中国的经济，如果撇开地方政府行为就很难理解，我们在座很多外国的朋友，外国的学者，经常看到中国经济非常快速的增长的一面，但是实际上地区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省、市、县、镇哪怕是最基层的村这样五级的政府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市场，在做这种干预行为的时候这种行为好象是合理的，但是现在看来负面的作用越来越大，怎么来确定政府的边界，规范政府的行为，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下一步改革的议题，上午很多专家提到了怎么来改造政府，我们提出来要构建一个有限政府，有限政府在当今的中国经济下一步改革当中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政府的边际无限，从经济行为去渗透，在改革开放初期替代市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但是增长质量要提高，对怎么样构建一个有序的产能机制上来说，政府有些行为是适得其反。第二是要改善政府的服务，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没有政府也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政府的重要性，实际上危机之后也很明显看到像中国这样的政府干预也有有效的一面，我们退出有限政府必须要有有效的政府，有效率的政府来替代，否则政府缺位之后也更加的困难。这里面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构建有限政府。一个“大”的政府可能并不有利于居民消费，我们要把政府的规模变小，把政府的效率提高，弱化它的经济职能，强化它的公共服务职能，只有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强化政府的公共治理，才能使得有限的政府和有效的政府有机结合，使得这种退出是安全有效的。

　　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讲了，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投资激励相当弱化，这是治理模式存在问题。怎么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激励兼容问题，为什么中央政府需要的行为和地方政府表现的行为是不一致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税收竞争、地区博弈与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是一篇很理论化的文章，主要强调地方之间的竞争实质问题是税收的竞争，这是政府考核问题的缺陷，怎么治理这个问题需要中央政府下决心，有胆量推进实质问题的改革进程。下一步真正要应对金融危机，危机已经过去了，真的要转向可持续增长，构建一个有效的政府是很重要也是很必要的，构建一个有效的政府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梳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理清事权和财权之间的关系，使它更对等，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朝着一致的地方前进，这是跟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也是跟其他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更是政府需要下决心有胆量来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重要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