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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短期的经济刺激和消费鼓励，更要注重长期的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培育，在通过贸易引进技术同时，鼓励本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政界和学界一直在探讨如何使经济尽快复苏。一时间，应对经济不稳定成为各国政府主要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基于全球气候变暖催生的环境话题也在不断升温，人类社会也在寻求能够降低资源消耗的可持续增长路径。相比以往，现在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
遗憾的是，政治家们更多关注现实的经济状况，尽管他们也不停地发表演讲，鼓吹低碳经济，但选举政治的特色决定了短期问题比长期问题更会得到重视。当前全球经济遇到的问题是结构失衡问题，是长期增长导致的结果。而短期的应对经济波动的政策，不仅无助于解决长期问题，而且可能深化结构失衡的矛盾。由于宏观政策在应对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方面难以取得一致效果，因而在注重长期增长与熨平经济周期方面，决策者需要取得平衡的方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全球领袖在强调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在劝说中国增加消费。殊不知，短期刺激消费的做法固然可以减少中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并可带动中国的进口，从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但刺激消费的结果则会强化中国的资源消耗，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向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全球奇迹，这个奇迹得益于全球化。经济学家能够得出相对一致的结论是，全球化促进了中国出口，这使得中国外向型经济得以发展。如果再进一步，由于中国长期扭曲了要素定价机制，就使得中国获得了超强的出口竞争力，从而得以扩大总产出水平。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增长放在一个长期框架下看，也会发现，的确是开放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增长。这里讲的开放不仅仅是实物贸易的进出口，更包括技术和观念的引进。我们知道，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和人力的投入。最有代表性的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资本投资不仅是实物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投资。企业由于无法垄断技术，使得技术进步得以推广，这也使得“干中学”变得更为容易。那么，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实行开放政策，就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制度，从而获得技术进步的外部性效应，并因模仿而缩短了技术应用的时间，从而获得增长的空间。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增长的确得益于技术、观念和制度的引进。不过，中国的增长也出现一些问题，如资源消耗严重，对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等，这使得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式面对挑战。
因此，面对长期增长问题，中国实际面临着选择。经济学家几乎能够达成共识的是，中国应该放弃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扩大内部消费，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在投资效率不断下降，产能严重过剩的条件下，改变增长方式不可避免，也有利于长期稳定的增长。但同时而来的问题是，为了维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必须要增加相对比例的消费，这必然与低碳节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矛盾。
基于稳定增长而提出的亚洲新消费主义浪潮，如何实现符合全球环保潮流，进而建立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确值得深思。
如果以罗默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看，一国长期增长依赖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那么，中国等亚洲国家建立新增长路径的关键，就在于人力资本投资。如果说，过度依赖出口和实物投资的增长，导致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的话，那么，要使得一国减少资源消耗并取得增长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实现稳定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或可持续，并可逐步降低对浪费严重的粗放型增长方法的依赖，从而避免消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冲突。
我们看到，中国最近推出了一系列发展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国家政策，这使得技术进步变得更加现实。而在推行这些政策同时，房地产业却依然占据各地的经济中心位置，这种短期化的增长必定与发展人力资本相抵触，更使得能够促进个人创业、创新，以及促进知识技术流动的条件无法得到满足，进而阻碍中国获得长期的内生增长动力。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必须正视消费主义与可持续增长的矛盾。如果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短期的经济刺激和消费鼓励，更要注重长期的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培育，在通过贸易引进技术同时，鼓励本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加快改革。只有约束政府权力，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才会考虑长远的发展问题，而不是忙于应付各种短期问题。只有开放文化和教育管制，以及意识形态束缚，中国才会增加创造力，才能将教育投入转化为人力资本，从而实现内生创造技术和制度的可能，进而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我不反对鼓励消费，但不能让消费主义抑制了技术进步，进而抑制了中国长期增长的动力。
（作者系《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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